在关系到自己学校的存亡之际，我陡增了如同改朝换代的危机感，于是更加努力地工作着。

不管学校给了我怎样的班级，我一如既往全力以赴地投入进去。

每天都想着怎样才能使某一个学生有所转变，说的每一句话会给他带来什么影响，希望看见班级日新月异。

我的喜怒哀乐完全和班级的学生维系在一起。

每天三点一线，早上七点到校，晚上七点到家。

在学校和老师之间也没有什么交流，每天回家后已经很晚了，要备课，要电话家长。

单休的日子里，经常要家访，所以和家人也没有交流。

每当学校有活动，班主任们坐在一起时，都会互相劝慰：放松一下，不要总想着班上的事情；互相告诫，今天不许提学生。

所以我也经常对自己说不要想班上的事，不要想，不要想！

可是所有的班主任没有一个人做得到。

我也不例外。

学校的生源越来越差，我接连数届留在初三，接任的经常是一些失去了正常教学秩序的班级。

我的内心常年焦虑着，因为我深知：每一个学生，都希望我走近他们。

但是总有我顾及不到的学生，总有简单粗暴的时候，总有力不从心的感觉，所以我时常感到对不起他们。

我愧疚着，觉得自己对学生的教育方法不够科学，有时缺乏耐心。

我更加知道对自己的孩子付出太少。

时光的沉淀积压下来的忧虑，逐渐弥散于我的全身心。

从那时开始，医生说我的心脏有了临床价值；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眩晕现象经常伴随着我；从那时候开始，耳鸣声声，经年不息，只要世界安静下来，不休的蝉鸣就将我带入永久的夏季。

于是我的眼前展现的永远都是同一幅画面：市委大院中，我家的老宅——37号楼窗前的那一片郁郁葱葱。

瞳孔聚胶之处，趴在那里的是眼睛精巧发光，脊背黝黑闪亮，翅膀轻盈透明，屁股肥肥的知了。

它在我耳边永无休止“知了——知了——”

地鸣叫着。

唉，我想起曾有一个文学家说的一句话：“这一生，本想活成一朵花，谁知却站成了一棵树。”

这正是我人生的真实写照啊。

这棵树，必须保持旺盛的精力，保持昂扬的斗志，保持乐观的状态。

做一个高情商的女性，我告诫自己。

为了自勉，我会为自己编织美丽的花环：

全区统考时，我带的班级进步了多少名，受到了教研员在全区大会上的表扬；我带的每一届的学生的语文成绩连年第一，普通班都能够给众人以突破性的惊喜；想到每天都能看到班级学生的变化，我的脸上总是带着微笑，但是忧患在我心灵的乐谱上是主旋律。

所有人看到的都是我微笑的面庞。

那一段时间我特别爱听杜普蕾的大提琴《殇》，我知道，这是在我内心为旧教育体制奏响的哀乐，我能做到“挥一挥衣袖”

，但我做不到不“带走一片云彩”

。

虽然在有些人看来也许我带走的是一片残云。

我抑郁，微笑着抑郁，抑郁着微笑。

真相是：我得了微笑抑郁症。

马克思说过，一个充满乐观的人，他必定悲伤的离世。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就是一个充满乐观的人，但我忧郁地活在这世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