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最后一次见到她，我看不到上述那个人的丝毫痕迹。

如今回想起我们最后的会面，我记住的是她眼中疑窦丛生，读出了目光中的鄙夷。

在杀死那个意图加害她的男人时，我在她眼中就变了。

我不再是那个端坐她膝头的孩子。

我是个凶手。

1747年6月20日

前往伦敦途中，我重看了一篇旧日记。

为什么呢?

或许是某种直觉。

潜意识中蠢蠢欲动的……疑心吧，我想。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重温1735年12月10日的日记后，我忽然清楚地知道抵达英国后该做些什么了。

1747年6月23日

今天是追悼会，而且……嗯，一会儿细说。

等仪式结束，我从雷金纳德身边走开，在教堂台阶上同辛普金先生交谈。

辛普金先生说他有些文件要给我签字。

母亲过世后，资产就是我的了。

他摆出讨好的笑脸希望我对他目前为止的事务管理充分满意。

我笑笑，点点头但不明确表态，告诉人们我想要一点时间独处，便装作思虑重重的样子，一个人偷偷溜了。

我沿着街道朝下走，希望自己看上去只是漫无目的地散步，一边注意避让马车驶过公路溅起的泥水粪便，一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梭：妓女、洗衣妇，套着沾血皮围裙的小贩。

但我不是漫无目的。

一点儿也不。

一个特别的女人走在前头，和我一样独自涉过人潮，大约也沉浸在思索中。

仪式上我见过她：用手帕捂着鼻子，和女佣艾米丽、外加两三个我不认识的人呆在教堂另一边。

有一次她抬起头看到了我‐‐肯定是看到了‐‐却没有任何表示。

难道说贝蒂，我从前的保姆，都没认出我来?

这会儿我跟着她，谨慎地保持一段距离，以免被她万一回头撞见。

她到家时天色已晚，或者，那里是她如今帮工的人家，一栋豪宅矗立在乌炭色的天空下，和安妮女王广场那座并没有太大不同。

她还当保姆吗，我很好奇，还是爬上了更高的社会地位?她大衣底下穿的那件是家庭教师服吗?街上行人变少了，我在她视线外徘徊，观察她踩着一小段石阶下行，来到位于半地下的台阶底部，进了屋。

待她从视野里消失，我横穿公路，信步走向大宅，我不能让自己的行迹令人生疑，谨防隔窗有眼。

曾经，我就是一个从安妮女王广场的房间窗户向外望的小男孩，看着行人来来往往，好奇他们打算干什么。

这家有没有哪个小男孩正看着我，疑惑楼下这个男人是谁?他从哪来，要到哪去?

于是我顺着宅邸正面的栅栏慢慢经过，偷瞄下方亮着灯的窗户，我推测佣人住那里，然后如愿看到贝蒂的身影真切无疑地出现在玻璃后面，拉上了窗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