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秋季，野兽即将过冬而最为肥美之际，将进行一次大规模围猎，部落中所有&ldo;牛录&rdo;均须参加。

届时，每牛录各出箭一支，选出一个大&ldo;牛录额真&rdo;，为此次大猎之总指挥。

女真语称此大牛录额真为&ldo;甲喇额真&rdo;。

围猎结束后，所有猎获物按照参加围猎的牛录数量平均分配。

努尔哈赤的八旗制度，其组织、协调、指挥、管理、后勤保障、训练、战利品分配等原则，差不多都是由此脱胎而来。

公元1601年即大明万历二十九年，随着战争和军队规模的扩大，努尔哈赤将此&ldo;牛录&rdo;与&ldo;甲喇&rdo;正规化为军事制度，规定300人为一个牛录；五个牛录即1500人为一个甲喇；五个甲喇即7500人为一个固山，每个固山用一种颜色的旗帜作为标识。

这时，努尔哈赤共编成四个固山，分别使用红、黄、蓝、白四种旗帜，于是，固山就在汉语中翻译成了旗。

此时，努尔哈赤拥有大约三万兵马。

十四年后，即公元1615年，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因应军事发展的需要，努尔哈赤将四旗扩编为八旗，增加了镶红、镶黄、镶蓝、镶白四旗，八旗遂成定制。

由此推算，当时，八旗部队的编制大约为六万人马。

上述八旗旗主全部由努尔哈赤的儿子、侄子和孙子出任并世袭；早期跟随努尔哈赤起兵并发挥过重大作用的元勋们，或者陆续死去，或者被边缘化，成为类似今天职业经理人的国务管理者，而非所有者。

八旗组织不单纯是军事组织，同时也是政治组织、经济组织、司法组织、民政组织等等，举凡财富分配、司法审判与裁决、社会生活及其组织动员也全部完成于八旗体制之中。

于是，有研究者认为，八旗制度根本就是努尔哈赤确定的一种&ldo;国体&rdo;。

努尔哈赤速写（7）

在努尔哈赤的主导下，女真人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等等全靠军事维持，整个社会最重要的活动就是战争和抢掠，经济与财富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倚赖战场上的收获。

努尔哈赤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将行围渔猎的牛录制度，催生为军政合一的八旗制度；再用八旗制度，将行围渔猎的女真社会组织成大型军事抢劫集团。

从而，使女真人被转型、组织成了一个完全军事化的社会集团，或者叫完全社会化的军事集团。

就此，牛录制度生长为八旗制度，渔猎部落的基层组织一变而成长为后金国之国体，女真人由此才能被称之为旗人。

他们大体被纳入八旗之中，分属各自的旗主所有或管辖。

旗人与旗主之间有君臣之义、主仆之别。

这就是为什么直到满清入关后的二百七十多年间，&ldo;主子&rdo;、&ldo;奴才&rdo;之声不绝于耳的原因。

汉大臣与士大夫虽然毋须在皇上面前自称&ldo;奴才&rdo;，但此种观念，却似乎深植进了他们的血液与骨髓之中，以至于直到今天，文学和影视作品中，还要让他们口口声声称呼自己为奴才。

从现代文化人类学和政治学的角度考察，这种制度粗糙简陋，很像是原始军事共产主义和氏族贵族共和制的混合体，世界许多民族发展的早期都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阶段。

不必说西方世界，仅仅我国秦汉以降的游牧渔猎民族，比如匈奴人、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乌桓人、西夏人，北宋时期的女真人和成吉思汗领导下的蒙古人，直到现在的努尔哈赤，大体都有过不但&ldo;神似&rdo;，而且就连&ldo;形&rdo;也很类似的组织。

甚至在对头发的处理上，他们都大致相同或者相似：前边大部剃光，仅留周围或后部的头发，或用帽子盖住，或者编成辫子，垂在脸旁脑后。

他们中的大部分，经常会在一个出色领袖的率领下，以极快的速度崛起，排山倒海般地扫荡马蹄践踏过的土地，然后，又以极为神奇的速度在历史舞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有学者指出，近代以前的日本人也有类似的组织形式，甚至包括对头发的处理。

与那些古代英雄们一样，努尔哈赤和他的八旗制度中，有太多游牧渔猎部落共同或相通的原始氏族色彩。

假如从某种概念出发，一定要将其认定是独特的创意、突出的贡献和伟大历史功绩的话，自然也无不可。

因为，和我们闹过的笑话比较，这实在不算什么。

事实上，八旗制度是一个原始渔猎部落和战争杂交后生下的怪胎，其中所具有的一点点贵族共和制的光辉，根本就无法敌过深植于其天性中的凶残基因。

战争胜利后，当八旗勇士们兴高采烈地将掠夺来的财富、奴隶、牲畜们分成八大堆，然后再行瓜分时，就注定了这种制度嗜血的天性。

这种天性热烈而神秘，具有激动人心的功效，其从亢奋转向恐怖经常只在一瞬之间或者一念之间。

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胞弟弟。

在将近三十年时间里，兄弟二人并肩作战，相濡以沫，努尔哈赤的基业有弟弟的不少心血。

据说，有人曾经在舒尔哈齐家的门上，看到过一幅中文书写的残破对联。

上联曰&ldo;迹处青山&rdo;，下联曰&ldo;身居绿林&rdo;云云，表明此人颇有汉家文化的风致。

这位身居绿林的好汉大约十分勇敢善战，因此，曾经是著名的巴图鲁‐‐勇士，并始终被看作是仅次于努尔哈赤的第二号人物，多次代表建州部落前往北京朝贡，与帝国朝野上下有着广泛交游并颇受礼遇。

有人认为，这可能是导致他悲惨命运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