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长是个老红军。

他身经百战，浑身带着十多年战争的伤疤，是一个慈祥的长辈。

从文工团到工程处的有八九人，他把我留下来，自然不想让我下去，就问我，你下去工作，有什么技术啊?

我说，我什么技术也没有，但我可以学，不行的话，当工人也行。

他说，你是个知识分子，我们共产党优待知识分子，所以才把你留下来，你就安心在科里工作吧。

我这人心直口快，我说，共产党也是我的共产党，何况，我考上中专还没念就当兵了，也不算知识分子。

他听我这么说，赶紧说，是我们大家的共产党，但不管怎样，你要留在科里。

你认为你不是知识分子，可我是把你当知识分子看待的。

我们科里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听他这么说，我便留下了。

但没过多久，我看了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后，又梦想去当一名教师，我跟科长讲了，他叹了一口气，用无奈的口气对我说，你们知识分子的想法就是多，但去教书育人，可能是我们新中国更需要的，我既然留不住你，你就去吧。

就这样，我到工程处第二子弟学校当了一名教师。

王庆国：父亲的信一直追到了新疆（3）

我带着背包，坐着一架马车去学校时，心里十分高兴，因为电影中的女教师也是坐着马车去上班的。

我来新疆后，每年都能收到一两封家人写给我的信，这些信都是从澳门转过来的。

1955年，我突然收到了一封寄自日本大阪的信。

拆信看后，吓了我一跳。

信中称我为王庆国将军，要我为他们服务。

我既害怕，又生气，当天上完课后，我就从学校往工程处赶，当时两地相距好几里地。

街上的尘土一踩，扬得老高。

我小跑着，身后留下了一长溜尘烟。

到了保卫科，找到孙科长，我上气不接下气地把信交给他，说，报告孙科长，我这里有一封信，你看看吧，信里的东西可吓人了。

他看后，笑了一笑。

我说，你还笑，我都吓得不行了!

他说，小王，不用管它，这是敌人惯用的伎俩，我们了解你，你是个好同志，组织是相信你的。

听完他的话，我激动得哭了。

那种被信任的感觉在当时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啊。

我由衷地说，谢谢组织，我一定好好工作，决不辜负组织对我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