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农三师需要人才，我们从部队转业，主动要求到了农三师工程团。

&ldo;文化大革命&rdo;期间，我们作为&ldo;臭老九&rdo;，一直在农场劳动，我的半身不遂，就是在&ldo;文革&rdo;期间给坐下的。

但&ldo;文革&rdo;的事，谁也说不完，谁也说不清。

那是一个民族的灾难，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

彭翠芳：为了爱，决定再次西行（1）

彭翠芳：为了爱，他最后毅然决定再次西行

我住的这地方叫东戈壁，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有三四十里路，虽然属于乌鲁木齐，但跟乡下差不多，是远郊。

一大片破朽的平房里大多住着流民，有些空着的就无一例外地成了临时厕所。

我和丈夫李仕超开办的&ldo;老年诊所&rdo;也是废弃的平房清理后改作诊所的。

门前的这条路通往乌鲁木齐监狱，载重卡车不时&ldo;轰隆隆&rdo;地从门前飞驰而过，弄得乌烟瘴气的，所以条件很差。

我们的诊所是半义务性质的，药费只收成本，其他费用也很便宜，我和老伴本可以安享晚年，但为了这一带的老年人和贫困的流民，我们在这里坚持下来，为他们服务。

我们是因爱情和理想而在新疆这块土地上生活下来的，我们现在虽已两鬓斑白，但因为有爱，我们的内心仍然感到很年轻。

我俩是指腹为婚，从小就在一起，可谓青梅竹马，高中又是同学，更是情深意长。

李仕超考上了西北军区后勤干部学校，我去送他时，他对我说，你也去考吧，那样的话，我们就能见面了。

我点了点头，说，以后西北军区如果再来招人，我一定去。

我随后进了常宁中师。

1951年10月，西北军区干部部在长沙招人的消息终于传到了常宁，我心情非常激动，当即从常宁动身，走两天路到了长沙，然后顺利地成了一名军人。

学校在黄河岸边，我不时看见黄河里漂着三两具军人的尸体，这显示着社会还不太平。

而当我第一次枕着黄河的涛声入睡，我也感觉了那涛声与湘江的涛声虽然都浸透着沧桑和苦难，但湘江要欢欣得多，即使伤痛，也属于女子的伤痛，而黄河却充满着悲壮的力量，有着剧痛时的颤抖和愤怒。

从它的身上，看不出亮丽的色彩。

我和从兰州前来看我的恋人就在黄河带来的这种氛围中见面了。

学校有三层岗哨，加之纪律严明，我们见面的时间十分短暂。

连思念的表达和对情感的倾诉都简略了。

我们都有一种感觉，一个人一旦站在了黄河岸边，他就希望能义无反顾地为这条河作出任何牺牲。

那可能就是悲壮的力量。

我觉得所有的军校都应该建在黄河边上，这能培养军人的民族忧患意识，从而培养他们昂然无畏的英雄气概。

学校里除了军事训练，就是政治学习。

时间就半年，颇有些抗大的味道。

但就是那半年时间，我像脱了胎，换了骨，成了一名名副其实的军人。

1952年5月的一个星期天，全校紧急集合，校长突然宣布了进疆干部的名单，并命令大家立即向新疆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