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秩序空前安定

贞观王朝的社会秩序好得令人难以置信，是真个的夜不闭户，道不拾遗。

&ot;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ot;，六三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二十九人。

六三二年，死刑犯增至二百九十人。

这一年的岁末，李世民准许他们回家办理后事，明年秋天再回来就死（古时秋天行刑）。

次年九月，二百九十个囚犯全部回还，无一逃亡。

那时的中国政治修明，官吏各司其职，人民安居乐业，不公平的现象少之又少，国人心中没有多少怨气。

丰衣足食的人不会为生存挺而走险；心气平和的人也不易走极揣，因此犯罪的概率也就少之又少。

（二）、开放的国界。

唐帝国是当时世界最为文明强盛的国家，首都长安是世界性的大都会，就象今天的美国纽约一样。

lcarrgtongoodrich之《中国人民简史》引一现代学者的观察称：&ot;长安不仅是一个传教的地方，并且是一个有国际性格的都会，内中叙利亚人、阿拉伯人、波斯人、达旦人、西藏人、朝鲜人、日本人、安南人和其他种族与信仰不同的人都能在此和衷共处，这与当日欧洲因人种及宗教而发生凶狠的争端相较，成为一个显然的对照。

&ot;那时的唐帝国是世界各国仁人志士心目中的&ot;阳光地带&ot;，各国的杰才俊士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往唐帝国跑。

来自世界各国的外交使节，在看到唐帝国的高度繁荣和文明之后，自己的国家在他们心中和没有开化的&ot;原始森林&ot;差不多，于是就不想回国，千方百计地要留下。

中国高度发展的文化，使来到中国的各国人民，大多数以成中国人为荣（这使人想起今日美国的绿卡）。

不仅首都长安，全国各地都有来自国外的&ot;侨民&ot;在当地定居，尤其是新兴的商业城市，仅广州一城的西洋侨民就有二十万人以上。

因此唐朝在中国历史中，最属&ot;外向&ot;。

并且初唐时，朝廷信心坚强，也能对各宗教一体扶植，不加阻挠。

玄奘往印度取经归，李世民亲自诏见，并且以政府的人力物力，资助他的翻译工作。

兹后印度及西域的高僧在唐时来华翻译经典的不下数十人。

其他景教、袄教、摩尼教也都在长安设有寺院，其教正长老，也由政府不分轸域，授以官位品职。

打开这局面的，当以李世民一人的力量为多。

或许因为他本身带有少数民族血统之故，因此无论胡汉，他一视同仁。

这作风对有唐一代具有决定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