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去年起，每当病后休养，躺在藤躺椅上，每不免想到体力恢复后应该动手的事情：做什么文章，翻译或印行什么书籍。

想定之后，就结束道：就是这样罢‐‐但要赶快做。

这&ldo;要赶快做&rdo;的想头，是为先前所没有的，就因为在不知不觉中，记得了自己的年龄。

却从来没有直接的想到&ldo;死&rdo;。

直到今年的大病，这才分明的引起关于死的豫想来。

原先是仍如每次的生病一样，一任着日本的s医师〔6〕的诊治的。

他虽不是肺病专家，然而年纪大，经验多，从习医的时期说，是我的前辈，又极熟识，肯说话。

自然，医师对于病人，纵使怎样熟识，说话是还是有限度的，但是他至少已经给了我两三回警告，不过我仍然不以为意，也没有转告别人。

大约实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险了的缘故罢，几个朋友暗自协商定局，请了美国的d医师〔7〕来诊察了。

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经过打诊，听诊之后，虽然誉我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灭亡；并且说，倘是欧洲人，则在五年前已经死掉。

这判决使善感的朋友们下泪。

我也没有请他开方，因为我想，他的医学从欧洲学来，一定没有学过给死了五年的病人开方的法子。

然而d医师的诊断却实在是极准确的，后来我照了一张用x光透视的胸像，所见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诊断相同。

我并不怎么介意于他的宣告，但也受了些影响，日夜躺着，无力谈话，无力看书。

连报纸也拿不动，又未曾炼到&ldo;心如古井&rdo;，就只好想，而从此竟有时要想到&ldo;死&rdo;了。

不过所想的也并非&ldo;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rdo;，或者怎样久住在楠木棺材里之类，而是临终之前的琐事。

在这时候，我才确信，我是到底相信人死无鬼的。

我只想到过写遗嘱，以为我倘曾贵为宫保〔8〕，富有千万，儿子和女婿及其他一定早已逼我写好遗嘱了，现在却谁也不提起。

但是，我也留下一张罢。

当时好像很想定了一些，都是写给亲属的，其中有的是：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

‐‐倘不，那就真是胡涂虫。

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此外自然还有，现在忘记了。

只还记得在发热时，又曾想到欧洲人临死时，往往有一种仪式，是请别人宽恕，自己也宽恕了别人。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但这仪式并未举行，遗嘱也没有写，不过默默的躺着，有时还发生更切迫的思想：原来这样就算是在死下去，倒也并不苦痛；但是，临终的一刹那，也许并不这样的罢；然而，一世只有一次，无论怎样，总是受得了的……后来，却有了转机，好起来了。

到现在，我想，这些大约并不是真的要死之前的情形，真的要死，是连这些想头也未必有的，但究竟如何，我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