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的记录以及1950年的日记，相当罕见地详细再现了凯南参与高层制定外交政策的过程。

1949年‐1950年，尽管凯南依然是外交事务中的核心人物，但随着政策在执行过程中遭遇挫败，日记再一次成为他发泄情感的工具。

1946年‐1948年，凯南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日记却被搁置了。

在1946年之前和1950年之后，他的日记也记录了外交政策的内容，不过并非以一个内部参与者的角度。

凯南可能想到，有一天有人会读到他的日记并知晓其中的内容。

与生俱来的谨慎，加之职业生涯的锤炼，让凯南几乎从不把外交政策中敏感的细节写在日记当中，个人生活方面也是如此。

凯南一生都在渴望他的预见能够得到认可，最好是能够得到总统以及高级官员的认可，如若不然，就得到民众以及子孙后代的认可。

●1月8日，华盛顿

一早就开始审阅演讲稿，这是国务卿下个星期四就远东政策问题向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的稿子。

[34]这篇稿子写得枯燥乏味，还很虚伪，因此从下午开始，我亲自动手又草拟了一份，一直写到晚上。

●1月9日

傍晚在国务卿办公室同他商议柯乐博[35]从北京发过来的消息。

柯乐博信中提到，中国共产党已经向他发布命令，要求把美国的用地移交给他们，现在的总领事馆以及其他美国房产都集中在那里。

我强烈敦促国务院拟定一份拒绝函表达我方的坚定立场，另附一份声明，如果中国共产党查封我们的财产，我们将马上撤回在中国的所有代表。

[36]我之所以这样坚持（并得到远东司的支持）是因为，如果中国共产党想留下我们的代表，他们就不可能把事情做绝；如果他们不想，继续待下去也没有意义。

于是我们就采取了这样的立场。

我担心这意味着我们留驻的工作人员（本来他们也不应该留在那里）会成为人质，甚至沦为囚犯，但也只能这样做。

我方的懦弱只会招致新的侮辱，最后仍然改变不了事情的结果。

●1月11日

今天早晨大家对一则新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确凿证据证明铁托倾向于日本共产党。

[37]这恰恰验证了我的观点，铁托等人最终会产生作用，让莫斯科把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控制和军事力量结合在一起……

南美纪行，2月‐3月

●2月19日

火车缓缓驶入圣路易斯地界，这里位于密西西比河的东部：业已荒废的交叉铁路、路堤、高架桥、垃圾堆、仓库、成堆的废品，一派破败的生存景象……

在圣路易斯这个特别的下午，我看见河岸上有六只流浪狗，一个流浪汉坐在一块废弃的浮木上，手里抱着其中一只。

两个皮肤黝黑的孩子拿着一袋爆米花，还有一个来自华盛顿的陌生人坐在另一块浮木上，正用笔勾勒着岸边的四艘废弃船只：装着汽油桶的平底船、挖泥船、脏兮兮的摩托艇，还有一艘破旧不堪的演艺船，这船虽然还能开但已经不太听使唤了。

两个小男孩在我身后嬉笑打闹，在我看着那人勾图案的时候，淘气地把爆米花扔进我的脖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