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

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

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

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

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

是站不住脚的。

他要是坐在大后方跟著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

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著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

第五条也难以成立。

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

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

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

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

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

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

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

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出走铸成大错”

，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

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

，仍不是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乾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

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没有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

而“领袖欲”

，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

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治的无常，尤其战乱中的领袖难为和难当。

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

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

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

，还不如说是“表现欲”

，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

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