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他的这些担心告诉了记者。

&ldo;他有什么办法能防范跟踪吗？&rdo;一位律师问道。

我向斯诺登转达了这个问题。

&ldo;我正在易容，&rdo;他说，显然他先前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ldo;我可以把自己装扮得别人认不出来。

&rdo;

到了这个时候，我想律师们应该直接跟他对话了。

在此之前，他们需要斯诺登重复一句程序性的话表明请律师代理他。

我给斯诺登发去了那句话，他又给我发送回来。

律师们然后就开始通过计算机跟他交流。

10分钟后，两位律师宣称他们要立刻赶去斯诺登的酒店接他，因为他准备悄悄地离开酒店。

我问道，&ldo;那之后你们准备拿他怎么办？&rdo;

他们可能会把他带到联合国在香港的机构，正式寻求联合国的保护，以免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理由是斯诺登是寻求庇护的难民。

或者，他们说，他们会安排一处&ldo;藏身之所&rdo;。

可是怎样才能让律师走出旅馆又不被追踪呢？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我和吉尔一起走出旅馆的房间去到大堂里面，吸引仍然候在外面的记者跟着我。

两位律师稍等几分钟再离开旅馆，这样可能就不会被记者发现。

这种策略很有效果。

跟吉尔在与酒店相连的一处购物中心聊了30分钟后，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心急火燎地拨通了其中一位律师的手机。

&ldo;我们在记者蜂拥而出之前把他弄了出来，&rdo;他说，&ldo;我们去他的酒店碰头，就是那个有鳄鱼的房间。

然后我们穿过一座桥进入了邻近的购物中心，跑回了在外面等候的汽车。

现在他跟我们在一起了。

&rdo;我后来才醒悟到，那里就是我和劳拉跟他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他们要带他去哪里？

&ldo;电话上最好不要说这个，&rdo;律师答道，&ldo;总之他现在安全了。

&rdo;

得知斯诺登现在安全了，我长出了一口气，但我们也知道，很可能我们会再也见不到他或者跟他讲话了，至少他再也不会以自由人的身份这样做。

我想，很可能下次我们见他是在电视上，穿着橘红的监狱套装，戴着手铐，坐在美国的法庭里接受间谍罪指控。

我正在思考这条消息的时候，有人敲响了房间的门。

来的是酒店的总经理，他是来告诉我拨打我房间电话的人络绎不绝（我已经告诉前台不要接入任何电话），大厅里还有成群的记者、摄影师和摄像师在等着我出现。

&ldo;如果你愿意，&rdo;他说，&ldo;我们可以带你从一部不起眼的电梯下去，从大家都不知道的出口离开这里。

《卫报》的律师已经在另一家酒店用别的名字给你订了一个房间，如果你愿意的话。

&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