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寂。身处乱世的诗人不但缺乏深情远志,而且在艺术上也没有足够的力量
与气魄,所以只能以诗风浅易的白居易与境界狭小的贾岛为模仿对象。北宋
的建立虽然结束了长期的动乱局面,但是文学并不能随着改朝换代而突然发
生同步的变化。从沿袭旧习到树立新风,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宋初的
白体、晚唐体诗人仍沿续五代诗风,而稍后的西昆体诗人选择沉博绝丽的李
商隐诗作为典范,虽然带有矫正五代诗浅陋卑俗的积弊的意味,但仍然缺乏
自成一家的气魄,徒得李诗之形貌而未造其深婉意境。也就是说,宋初诗人
1类似的说法也见于晁说之《成州同谷县杜工部祠堂记》(《嵩山文集》卷一六)、严羽《沧浪诗话?诗
辨》、方回《送罗寿可诗序》(《桐江续集》卷三二),可与此参看。
在诗歌艺术上还缺乏必要的经验积累,还没有树立创造一代独特诗风以与唐
诗争雄的信心,所以未能取法乎上,只能先以白居易等中晚唐诗人为学习的
对象。然而,由于杜甫是唐诗艺术的最高典范,而白居易等都是受杜甫影响
甚深的诗人,所以学习白居易等的结果终将导致学习杜甫。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不妨说宋初诗坛的风气正暗含着以杜甫为典范的潜在价值取向。
从诗歌艺术的角度来看,欧阳修领导的诗文革新运动体现了宋人对于建
立一代诗风的最初自觉。欧阳修等人对于宋初诗风是深为不满的,这种态度
后来由其弟子苏拭尖锐地表示出来了:“宋兴七十余年?而斯文终有愧于
古。”(《居士集叙》,《东坡集》卷二四)1对宋初诗风的不满当然包含了
对宋初诗坛的典范选择的不满,所以从仁宗初年开始,诗人们转而在唐代诗
人中选择新的典范。这种选择的结果就是尊杜学社。南宋的叶适说:“庆历、
嘉祐以来,天下以杜甫为师。”(《徐斯远文集序》,《水心文集》卷一二)
其实尊杜的倾向在庆历以前就开始了。卒于庆历元年(1041)的石延年“大
爱杜甫,独能嗣之。”(范仲淹《祭石学士文》,《范文正公文集》卷一○)
苏舜钦则于景祐三年(1036)编成《杜子美别集》(见《题杜子美别集后》,
《苏舜钦集》卷一三),而石、苏二人是与欧阳修一起从事诗文革新的主要
诗人。宝元二年(1039),王诛编成《杜工部集》二十卷,此本后经王琪修
订,成了后世所有杜集的祖本(详见第五节)。相传欧阳修“不甚喜杜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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