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郑孝胥的怂恿，一九二五年的十月，我在张园和谢米诺夫会了面，由他带来的蒙古人多布端（汉名包文渊）当翻译。

我当时很满意这次谈话，相信了他的“犯难举事、反赤复国”

的事业必能实现，立时给了五万元，以助其行。

后来郑孝胥、谢米诺夫、毕瀚章、刘凤池等人在一起照了相，结成盟兄弟，表示一致矢忠清室。

那时正是继十四国进军苏联失败，世界上又一次出现大规模反苏反共高潮之时。

我记得谢米诺夫和郑孝胥对我谈过，英美日各国决定以谢米诺夫作为反苏的急先锋，要用军火、财力支持谢米诺夫，“俄国皇室”

对谢米诺夫正抱着很大希望。

皇室代表曾与郑孝胥有过来往，但详情我已不记得。

我记得的是，谢米诺夫和多布端有个计划与我有莫大关系，是要使用他们在满蒙的党羽和军队，夺取满蒙地区建立起“反赤”

根据地，由我在那里就位统治。

为了供应谢米诺夫活动费，我专为他立了一个银行存折，由郑孝胥经手，随时给他支用。

存款数字大约第一次是一万元。

谢米诺夫曾经表示，他本来并不需要我供给他活动费，因为他将要得到白俄侨民捐助的一亿八千万（后来又说是三亿）卢布，以后还会有美英日各国的财政支援；但是，这些钱一时还拿不到手，故此先用一点我的钱。

后来他屡次因为“钱没到手”

，总是找郑孝胥支钱，而每次用钱都有一套动人的用途。

记得有一次他说，日本驻津司令官高田丰树给他联络好了张作霖，他急待去奉天商讨大计，一时没有川资；又一次说，苏联的驻沪领事奉上级命令找了他，为了取得妥协，表示愿把远东某个地区给他成立自治区，他因此需要一笔路费，以便动身到东京研究这件事。

谢米诺夫究竟拿去了多少钱，我已经无法计算，只记得直到“九一八”

事变前两三个月，还要去了八百元。

在谢米诺夫和我的来往期间，出现了不少的中间联络人物。

其中有个叫王式的，据这个人自称，不但谢米诺夫对他十分信赖，而且日本要人和中国军阀都与他有密切关系。

我从他嘴里最常听到的是这几句话：“这是最紧要的关头”

，“这是最后的机会”

，“此真千载一时之机，万不可失”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等等，总是把我说得心眼里发痒。

下面是他写的两个奏折：

臣王式跪

奏为外交军事，具有端倪，旋乾转坤在此一举，恭折仰祈圣鉴事。

窃

臣于五月十二日面奉谕旨，致书俄臣谢米诺夫，询其近状。

臣行抵上海即

驰书东京，并告以遣使赴德及联络军队二事，旋得其复函，言即将来华，

不必东渡。

既又接其电报，约会于大连。

臣得电驰往与之晤见。

据称：自

昔年面奉温诏并赏厚帑，即感激天恩，誓图报称。

后在沪上与臣相见，彼

此以至诚相感，而订互助之口约，始终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