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了罗振玉和上角利一“暂不出行”

的答复之后，度日如年地等着消息。

在等待中，我连续发出“谕旨”

，让两个刚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侄子宪原、宪基到东北宣抚某些蒙古王公，赏赐首先投靠日本占领军的张海鹏、贵福等人以美玉。

我根据日本武官森纠的请求，写信给正和张海鹏对抗的马占山和具有民族气节的另一些蒙古工公，劝他们归降。

我封张海鹏为满蒙独立军司令官，马占山为北路总司令，贵福为西路总司令，赐宪原、宪基等以大佐军衔。

我预备了大批写着各种官衔的空白封官谕旨，以备随时填上姓名……

特别应当提到的一件事，是我按照郑孝胥的意见，直接派人到日本去进行活动。

自从罗振玉遭到我的拒绝，快快离去之后，郑孝胥一变表面上的慎重态度，由主张观望变成反对观望，主张积极行动了。

这时他认为在日本和铃木、南次郎以及黑龙会方面所谈的那个时机已经到来，是提出要求的时候了，同时，他大概也看出了有人在和我竞争着，所以主张派人到东京去活动。

我对这种突然的变化不但不惊异，反而十分高兴。

我背着陈宝琛，采纳了郑孝胥的意见，派了日本人远山猛雄去日本，找刚上台的陆相南次郎和“黑龙会”

首领头山满进行联络。

我根据郑孝胥起的草，用黄绢亲笔给这两个大人物各写了一封信。

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南次郎拿出了这封信，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

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会受到审判，否认了这封信，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可惜此信的原文现在没有得到，只好暂时从日本书籍上转译如下：

此次东省事变，民国政府处措失当，开衅友邦，涂炭生灵，予甚悯之。

兹遣皇室家庭教师远山猛雄赴日，慰视陆军大臣南大将，转达予意。

我朝

以不忍目睹万民之疾苦，将政权让之汉族，愈趋愈紊，实非我朝之初怀。

今者欲谋东亚之强固，有赖于中日两国提携，否则无以完成。

如不彻底解

决前途之障碍，则殷忧四伏，永无宁日，必有赤党横行，灾难无穷矣。

辛未九月一日（十月十一日）

宣统御玺

今上御笔　　　　　　郑孝胥（签字）

我就这样地一边等待，一边活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