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身处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笔下的那些酒店老板被逼停业，他们一定会打听一下停业的禁令是否合法。

倘若可以确认不合法，倘若可以确认是差役害人，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个政策，把害人的家伙绑缚进京。

不过我要强调这仅仅是可能，真要成为现实，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条件。

首先，打听信息是有费用的，到县城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和金钱，需要有关系，找对人，这并不容易。

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官吏衙役不至于笨得让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

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有的时候定义模糊，潜规则当政，再加上档案保管严格，百姓根本就别想弄清楚，即使费劲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产了。

再往后，过五关斩六将闹清楚了一切，绑缚几个人从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盘缠？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当是否够用？他们反抗或逃跑怎么办？百姓有权将其监禁甚至击毙吗？最后，终于把贪官污吏和白员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谁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们这么容易说上话，我自己去告状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状是一面之词不可信，抓来了被告他就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级官员向来把百姓踢来踢去的当皮球，抓了几个他们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们就不踢我们了？万一他们再把我们踢回四川却如何收场？

上边提到的所有风险、成本和技能，本来都该由政府来承当。

政府征税，雇佣了许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专家，又雇佣了许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赋予他们镇压反抗的权力和武器，每年还要拨出大笔的差旅费和办案费。

朱元璋指望老农民把这一切都承担起来吗？如果他们真来承担的话，恐怕比承担贪官污吏的侵害还要倒霉。

而且，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生命危险，难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毙，让你捉去灭族吗？

总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ldo;群众监督&rdo;能够解决多少问题。

或许可以解决一些值得拼命的大问题，但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单独哪个都不值得拼命的一大堆小问题。

另外，群众监督还有并不干净的一面，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不会陌生。

朱元璋讲过某些刁民如何滥用这种权利的故事，如何借机横吃横喝，到人家杀鸡宰羊，敲诈勒索，如何拿获贪官污吏白役后做私下交易。

这倒也罢了，反正可以降低贪官污吏和白员们的收益。

问题在于难以正常执行政府公务。

朱元璋本来限制了衙役的合法伤害权，不准他们拿着牌票下乡抓人，只能发牌传唤，三次传唤不到才可以用强。

结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众正常服役的时候，某县一传不来，二传不来，三传都不肯来的达251户，更有一位叫刘以能的刁民，不仅三牌不至，还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绑缚进京。

我们可以想象，各级官员如何窃笑着把这些信息迅速而夸张地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

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不是要群众监督我们吗？那好，你安排下来的工作我们无法完成，这可不赖我们。

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

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

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

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

呜呼，治国难呀！

七、皇帝的利害计算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孙子建文帝登基。

在即位诏书中，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建文帝宣布：&ldo;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断，无深文（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rdo;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今后不许依照《大诰》中的严刑苛法断案。

《大诰》被不动声色地废除了。

建文帝很年轻，生长于深宫，不熟悉基层情况，又被一群文臣包围着，这个决定背后显然有官僚集团的影子。

朱棣以维护&ldo;祖训&rdo;的名义起兵，夺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复了《大诰》的法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