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他指的是更加工具化的数目字管理，明朝并不是没有‐‐田亩计量、户口统计、离任审计、钱粮征收都没有离开过数字，但在处处是潜规则的制度格局中，这些数字不过体现了数字需要者和提供者的意愿和利益，它们掩盖的东西比揭示的还要多。

这样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

2000年10月

雁户：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

我想讲几个离乡农民的简单而平凡的故事‐‐绝对不是什么英雄故事。

1999年5月下旬，我在长江北岸走村串户，走了三个村庄，串了十三户人家，在每家坐上两三个钟头，听农民讲了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事情。

我的身份是官方的调查研究人员，我按照千篇一律的方式提问并且记录，问题全都是中性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作为记录者，我这方面也没有任何虚构（注1）。

一

小刘是个33岁的男人，在家种地，还要带两个孩子。

他的妻子小叶在天津当保姆，每个月挣500块钱，占他们家总收入的80。

小刘告诉我，1992年村里闹灾，他的妻子小叶跟着熟人去天津找活干，这一走就是七年。

小叶每年春节回家看看。

有一年回家，小的孩子见了母亲竟然不认识，小叶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

小叶每年会往村里打六七个电话，打到一个装了电话的邻居家。

在电话里小叶经常诉说委屈，说她想回家。

小刘完全理解小叶的心情，他说，小叶在外边省吃俭用，住在一间小屋里，自己做饭吃，每年攒二三千元带回家。

尽管如此，小刘仍然不赞成妻子回家，妻子一回来，生活就难以维持了。

两个孩子要上学，每年的学杂费需要一千多元，再加上生活费，加上各项税费，就所剩无几了。

其实，人们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笔又一笔枯燥无味的家庭收支账目决定的。

这套账我就不在这里细算了。

1998年村里又闹灾，水灾之后闹棉铃虫，棉花几乎绝收，化肥种子农药钱都收不回来，家里便欠了一些债。

小叶计划再干一两年，还清债务之后就回来。

小刘最后说，妻子究竟回来不回来，还要看孩子的情况。

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读书的材料，小叶就要多干几年，多积累一些钱给孩子当学费。

如果孩子没出息，还了债，攒些钱就回来。

小叶回来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居然是孩子是否有出息，是否值得培养。

这个说法让我心里一动。

这里好像藏着一个意思。

这个意思使我想起了另外两个小伙子给我讲的故事。

一个小伙子姓邱，31岁，小学文化程度，目前在家种田，他曾经外出挖了五年煤。

他在私人开的小煤窑挖煤，住在工棚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