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再一次决定首先与萨达特商量一下。

两天以后，我在开罗问他，如果大通在以色列开

设一个分行，会出现什么样的反响。

他说，利比亚、叙利亚和伊拉克会找麻烦，但他不会反对，并且会阻止将大通列入阿拉伯的抵制名单。

但是，萨达特建议，把我们的计划通报给沙特和约旦国王侯赛因，将很有好处。

他说，我可以告诉他们萨达特同意我的计划。

侯赛因国王和法赫德王子欣然同意。

事实上，法赫德指出：&ldo;这件事很微妙、很敏感，但既然萨达特知道而且同意这件事，我随着他。

&rdo;

最后，我们的内部分析表明，我们在以色列当地无法产生足够的生意来说明大通有理由在那里开设分行。

所有的美国大银行都曾经得出同样的结论。

虽然我们的决定依据的完全是经济条件，但以色列人非常恼恨，并把自己的感受告诉了我们。

我们的决定一公布，我立刻招来了以色列和纽约的犹太人社区的抨击。

反诽谤联盟指责大通、另外5家公司和两个政府机构&ldo;向阿拉伯的抵制屈膝投降&rdo;。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播放了3期的重要评论，谴责美国公司‐并特别点了大通的名‐&ldo;屈服于最羞辱人格的敲诈。

他们在用法律和原则来交换利润&rdo;。

虽然我们从来没有停止与以色列的生意往来，而且没有一家美国大型银行在那里设点，但大通却被单独挑出来评头论足。

92出人意料的工作提议

1976年，我与萨达特之间越来越亲密的关系出现了不同寻常的转折。

我首先在1月份于开罗与他取得联系，然后动身访问该地区的其他国家。

我的最后一站是以色列。

但是，1个星期以后，在我结束与伊朗国王的会谈时，收到埃及大使的一个电话，说萨达特希望在我回纽约之前在埃及与我会面。

由于我无法取消在以色列的会议，因此我传话给萨达特，说我无法见他，除非我能够从特拉维夫直飞开罗，不按照阿拉伯联盟抵制条件的规定在塞浦路斯经停。

为了满足我的要求，萨达特同意作出让步：我们可以在特拉维夫登记飞行计划时注明去塞浦路斯，但一旦出了以色列的领空，我们将被允许改变航线前往开罗。

萨达特派了他的私人直升飞机把我从开罗接到他在尼罗河三角洲巴拉奇的家里。

当我们在尼罗河谷狭窄的绿带上空飞过的时候，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这么紧急地召唤我。

几个星期之前，萨达特说他也即将走访海湾各国，我猜测他会不会是想跟我交换一下各自的看法。

但是，萨达特又让我大吃一惊。

我刚走进萨达特的办公室，他就请我当他的经济顾问。

我很快弄明白了，他在考虑获得朋友的咨询，而不是偶尔的非正式意见;实际上，他是要我担任埃及经济发展计划的一个正式金融顾问。

我对他的提议感到受宠若惊，但我指出，我作为大通的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很难担当他设想的那个角色。

不过，我说我愿意竭尽所能帮助他，并就此事进一步考虑之后再答复他。

在飞回纽约的途中，我与我在大通的同事们讨论了萨达特的提议。

我们达成一致意见，认为接受该提议是不现实的。

但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合适的替代方案而予以拒绝，则很容易得罪他。

到飞行结束的时候，我已经想出了另一个候选人。

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首席运营官理查德•德布斯最近刚刚宣布退休。

他对中东的经济形势了如指掌，特别是埃及的关键性财政问题，是承担该角色的最佳人选，于是我一回到纽约就与他谈起了这个问题。

几天之后，他就飞到开罗与萨达特见面，并同意无偿担任该项工作。

93愤懑与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