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诽之可否，不以众寡，说在可非。

&rdo;否定或肯定一个命题，并不以人主观赞同或否定意见的多少而决定，这是墨子关于理论判别真伪的一个观点。

说在可非，即理由在于，一个命题的否定或肯定，就在于它本身是真还是伪，即命题是否和实际状况相符合。

如果命题是真的，虽然否定的意见占多数，但也不能否定它;如果命题是假的，虽然否定的人很少，但也不能肯定。

也就是说，墨子是以命题是否反映客观存在的事物或因果联系为其真伪的根据，以此判定它的可非与否。

&ldo;一少于二，而多于五，说在建位。

&rdo;数字一可以是少于二，也可多于五，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就是看数字一是在个位，还是在十位。

如果数字一在个位，则&ldo;五，有一焉&rdo;，亦即一少于二;如果数字一在十位，则&ldo;一，有五焉;十，二焉。

&rdo;亦即一多于五，十位数上的一就含有两个五。

数字一所在不同的数位，就是数字一表示所含数目大小的原因所在。

墨子明其故的认识活动和察其类的认识密切相关，并以后者为基础。

墨子在《非攻下》篇中批评论敌，&ldo;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者也&rdo;。

墨子认为，论敌首先是没有区分概念的类别，这样在论辩中混淆了墨子有关概念的界定，歪曲了墨子论说的原意。

其次，论敌不知道，墨子所说的类的差别存在的本质原因，所以往往以是代非，而自以为能饰其说以非墨子。

下面具体分析一下。

《墨子。

非攻下》篇说：&ldo;夫好攻伐之君，又饰其说以非子墨子曰：&rdo;子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与?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越王繄亏，出自有速，始邦于越。

唐叔与尚邦齐晋。

此皆地方数百里，今以并国之故，四分天下而有之。

是何故也?&lso;&ldo;这里，墨子认为，论敌以非为是，认为楚、越、齐、晋能成为大国，正是因为四国攻伐兼并别国的缘故，所以说攻伐有利，不属不义之类。

但是，墨子认为古者天子分封诸侯，立国万有余，正是为了使万国能实行兼相爱，从而达到天下兼爱的理想境界。

现在万国有余皆灭，而四国独立，这是破坏了兼相爱的原则，是属不义之害，而不是属义之利。

攻伐并国之举犹如药之医万人有余，但治愈者只有千人，不可谓良医良药，所以是以利少数人而害天下之利，当属不义之类。

这里不讨论墨子历史观的正确与否，只谈其中所体现的逻辑问题。

墨子认为，论敌将攻国并国的成功与利物同举，然后从利物来说明攻国并国不属不义，这种推断犯了类混乱的错误。

因为并国只利四国，不利万国，虽有利物之处，但同墨子所说的应利万国之义迥然不同，不可并举。

正如一个医治万人而只治好千人的医生不能归为好医生，只能属于杀人庸医之类一样。

其次，墨子认为，论敌之所以犯了这种类混乱错误的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识到因并国之故而灭天下之利的行为，是和兴天下之利的义的本质规定根本对立的。

墨子在论辩或论证的过程中将明故作为论证是否有理，认识是否正确的一个判据，&ldo;仁人以其取舍是非之理相告，无故从有故也，弗知从有知也。

&rdo;由此可见，墨子重视因果观念，认为它反映了外部世界的规律性联系。

墨子不仅分析了因果联系客观存在的普遍性，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关于因果联系多样性的认识。

墨子认为因果联系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因果联系的多样性是以具体条件为转移的。

墨子在《墨经》中提出了&ldo;大故&rdo;和&ldo;小故&rdo;的概念，即区别了因果联系的必要条件和充分必要条件。

&ldo;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无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