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胡子乞丐就是来自河南老家的我大爷。

张松樵在家中设下灵堂，带领全家人面北而跪，朝着那片黄水滔天的祖宗血脉之地重重磕下几个响头。

后来我大爷随我父亲一家逃难去了重庆，距离他受苦受难的中原故乡越来越远，直到1940年去世，葬于重庆黄角垭，日本人发动的侵略战争令这位饱受苦难的河南老人再也没能回到魂牵梦绕的家乡。

2

来自北方的战争压力一旦缓解，陷入瘫痪的政府职能迅速恢复运转，武汉街头的电灯重新亮起来，商店开门做生意，郊区的粮食蔬菜摆上市民的餐桌，警察上街巡逻，像流行病那样蔓延的恐慌和犯罪势头得到有效控制。

一些已经转入地下的抗日救亡团体重新活跃在街头上，抗日集会和群众游行再度呈现轰轰烈烈之势，社会秩序不再混乱，人心得以稳定，不再那么谈&ldo;日&rdo;色变和惊慌失措。

政府部门组织的撤退工作也大有起色，每天都有来自全国的空车皮和车辆源源不断地驶入武汉，而从长江上游赶来支援的机器船和木船的队伍也络绎不绝。

交通委员会每天都要发布交通公示，将政府机关、工厂学校、社会团体和民众纳入分期分批的撤退计划，组织他们分别向湖南、广西、四川和西北地区疏散。

总之，无论政府还是民众都获得一个来之不易的喘息之机，从而避免重蹈南京陷落时那种争相逃命的悲剧覆辙。

抗战前夕的1936年，国民政府发起一场旨在筹集抗战资金的&ldo;献机祝寿&rdo;运动，湖北省总共捐献飞机三架，其中一架为张松樵个人认捐（十万大洋）。

1938年7月7日，武汉各界隆重纪念抗战一周年&ldo;国耻日&rdo;，同时宣布发起为期三天声势浩大的&ldo;抗战献金运动&rdo;，这次捐款的主要用途是救济灾区。

据《新华日报》载：毛泽东等中共参议员宣布，将国民议会的当月薪水捐献出来救助黄水灾区。

许多社会贤达、知名人士纷纷慷慨解囊，市民踊跃认捐，连乞丐和监狱里的犯人都掏出身上仅有的硬币，还有一群小学生主动绝食一天，把饭钱捐给灾区。

总之，可歌可泣感人肺腑的事迹比比皆是。

这时张松樵作出一个惊人决定，宣布要向黄水灾区捐献一笔巨款，这笔巨款的数目相当于救助一万个难民吃整整一年的粮食。

张松樵的决定遭到所有亲友反对。

当时裕华纱厂搬迁受挫前途未卜，远在重庆的新厂区还是一片空地百废待兴，而张松樵的个人资金状况也相当不妙：战争不仅破坏工厂生产，而且令他失去许多市场，固定资产大大缩水，流动资金捉襟见肘等等。

此时人人都很清楚，工厂搬迁过程中每分钱都很重要，都应当花在刀刃上，何况流动资金等于工厂的血液，是工厂重建和恢复生产的根本保证。

他们纷纷劝阻道，灾区那么大，受灾民众那么多，你就是把工厂全部捐出去也不过杯水车薪啊！

何况抗战是全民族的大事，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你捐出那么一点聊表寸心就行了，何苦把自己填进战争的无底洞里去呢？

但是张松樵是个固执的老人，他早已过了那种心血来潮的年纪，一旦作出决定便很难改变。

只有我奶奶柳韵贤理解她的丈夫，她清楚这个比她大三十二岁的男人永远都是河南老邓家的血脉传人，他的血管里流淌着比火焰还要炽烈的血液，这片热血炙烤着他的灵魂，令他撕心裂肺痛不欲生，所以他必须以这种超乎寻常的方式报恩。

于是我奶奶当着全家宣布一个决定：工厂是你的，我和孩子也是你的我们跟你一道捐。

我奶奶再次变现了属于她个人名下的全部财产，包括房屋、嫁妆和私房钱，变卖金银首饰，从而使我爷爷捐款赈灾的心愿得以圆满实现。

3

1938年6月，武汉大本营下令集中一百多万部队，其中包括几乎所有中央军主力迎击来自长江下游的日军进攻。

中国抗战史上最大规模的武汉会战拉开序幕。

站在作战沙盘跟前的蒋介石目光灼灼信心百倍，他看到他的对手正在由一种主动进攻变为被动进攻，从两面夹击变为单路出击，说明日本人的战场优势遭到大大削弱，战争形势由此发生转折。

他看见长江两岸的鄂、皖、赣诸省，从北向南分布着重重叠叠的大别山、霍山、九华山、庐山、幕阜山，百万中国大军构筑多重坚固防线，居高临下严阵以待，而敌人华中派遣军则只能被迫沿着崎岖狭窄的长江水道向上仰攻，这些地势险要的高山大川必将大大削弱敌人战斗力，令敌人先进的飞机、坦克、大炮和机械化部队难以发挥作用。

这样就等于中国人替他们的对手选择了一个最为不利的作战方案，然后把被动进攻的沉重包袱扔给像蜗牛一样在山区爬行的日本人。

当时有苏联军事顾问询问蒋介石：日军只有四十万人，百万中国大军是否有可能战略性歼灭一部分日军？

蒋介石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他回答说：您说得很对，日本人很快就会感到捉襟见肘，我们一定会用时间和空间来打败日本人。

记者问：国民政府是否准备放弃武汉？

蒋介石则以坚定的语气表示：你错了。

我们一定要保卫大武汉。

敌人的企图不可能得逞。

记者追问：您的意思是，国军要与日军进行战略决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