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7日，我们和章家坐上了&ldo;太平轮&rdo;，离开了上海。

在船上一宿，晨起发生了章老板（我们都这样称呼他）手表被窃的事。

船上的工作人员因见旅客名册上有丰子恺的名字，对于查这案子特别起劲，竟查到了小偷‐‐一个衣冠楚楚、相貌堂堂的青年知识分子!爸爸后来写下了《海上奇遇记》以记其事。

我们在基隆上岸，来到台北。

章老板一家就在开明书店住下，我们被安排在附近的文化招待所，地址是：中山北路一段大正町五条通七号。

宝岛归还才三年历史，因此这里的地名还保留着日本统治时的遗迹。

不仅地名如此，当地人还会讲日本话呢。

有一回爸爸和我去餐馆吃饭，女招待讲台湾话（即闽南话）我们听不懂。

爸爸和我吃菜都是很苛求的。

爸爸能吃海鲜，但要求菜里别放猪油;我不吃海鲜，吃猪肉还要指定瘦的。

这样复杂的内容，无法用手势来表达。

这下完了!忽然爸爸灵机一动，试着对那女招待讲日文，一开口她就应答如流。

唉，想不到在自己的土地上，要借助日语来通话!

在台北，爸爸也有不少新朋旧友往来。

1923年钱歌川从日本留学回来后，在上海遇到任教于立达学园的在日本认识的黄涵秋先生，通过黄认识我爸爸。

后来交往甚多。

那时，钱歌川先生受台湾大学陆志鸿校长之聘，正在台大创办文学院。

他和爸爸在台北常相往来。

可是1974年他从美国回大陆探亲，在上海逗留3个星期，要陪同他的人带他去看好友丰子恺，那人说，他从未听见过此人，无法打听。

返美后次年，钱先生在报上看到了我爸爸逝世的消息。

爸爸的学生萧而化一家，也在这里重逢。

互相回忆萍乡的情况，都想不到会有抗战胜利在台湾重逢的一天!

刘甫琴先生在这里任开明分店的经理，招待很客气。

我们平时都是在店里吃饭。

爸爸和章老板一起喝酒，论古谈今，谈到高潮处，章老板就拍拍屁股哈哈大笑。

如果换了现在，我一定会倾听他们的谈话并仔细记录。

章老板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的谈话内容一定是极精彩的。

可那时19岁的我什么都不关心，甚至不喜欢听。

有几次我不跟爸爸去开明吃晚饭，情愿自己在招待所里用电炉煮面食吃，有时把保险丝烧断，整个招待所漆黑一片。

他们惊讶怎么回事，忙着修复;我躲在房里装作没事一样。

即使去开明吃饭，也总是闹着要早点回去，而他们的谈话方兴未艾，惹得章老板搔搔头皮连声说：

&ldo;一吟要先回去，葛东西……葛东西……&rdo;

绍兴话表示无可奈何的意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