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时间中，不仅西康藏区，就是西藏方面，对祖父也是比较熟悉的。

2002年，我工作所在的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培养的第一个藏族博士研究生丹增（马戎教授是其导师）将临毕业，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是前西藏自治区主席时任藏学中心主任的多吉才让。

休息闲聊，他和我说，当年西藏上层对祖父很熟悉，阿沛?阿旺晋美回忆西藏和平解放谈判经历时曾谈到祖父当时所发挥的微妙作用。

我后来找来阿沛?阿旺晋美的文章，读到这样一段：

1951年春，西藏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重庆，受到贺龙、刘文辉等人的热烈欢迎。

刘文辉，是西藏比较熟悉的人物。

这时，金中悄悄对我说：&lso;共产党对这样一个大地主、大军阀，不仅没怎么着他，相反，还给这样高的地位，让他讲话，致欢迎词，共产党的政策并不像谣传的那样。

&rso;我听了点点头。

看来，祖父起到了一个信号（对西藏方面来说是积极的信号）作用。

听父亲说，祖父曾谈起，他在西南时曾提醒领导人，宗教在西藏的影响和内地是非常不同的，所以对西藏事务处理要特别注意宗教的影响。

反应如何？我未曾听祖父谈起过。

1959年夏秋祖父调任北京，不仅在言论上，而且在空间上远离了那块地区。

经堂（1）

如果问我住在成都十七街3号的时候，有什么和住在其他地方特别不一样之处，那么我立刻会回忆起那栋小楼里有一股淡淡的气味，那气味来自二楼上的经堂，来自经堂里点的酥油灯。

经堂里供着大小许多尊佛像，大概总有几十尊吧。

墙上挂着多幅唐卡和紫红色、橙黄色的帷布。

一进去，会有一种浓重的藏传佛教的气氛。

管理经堂的是一位出家人，祖父、祖母称她&ldo;法贤师&rdo;，我和哥哥叫她师傅，其他工作人员都叫她陈师傅。

她是我们从重庆到成都以后到家里来的。

她去发，一身佛袍，一来就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全家移住北京，她也同来北京，在我家一直住到&ldo;&rdo;中。

在我印象中，她始终是一位老人，小时候初见她的时候是这样，&ldo;&rdo;后她离开我们回四川时也是这样。

陈师傅曾经是爷爷奶奶结婚的时候奶奶带过来的保姆，她帮助抚养过幼年时的父亲。

陈师傅在到奶奶娘家之前，有过一段出家为尼的经历，还俗后和一个戏班的小生结婚，父亲把她的丈夫叫陈大爷。

父亲记得，当年住在成都方正街的时候，他们在旁边有一所三间的宅子。

陈师傅和陈大爷有过一段美好的爱情生活，不过他们没有孩子。

当陈大爷决定再娶一房妻室的时候，陈师傅对爱情生活的憧憬破灭了，她决心再次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