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初，毛泽东手持一把当时流行的桐油纸伞，匆匆赶到安源，就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

在张家湾，毛泽东成功地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对秋收暴动作出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努力实现他&ldo;枪杆子里面出政权&rdo;的信条，在他的麾下，已有一个师三个团的兵力。

其中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团。

这个团前身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包容了许多赫赫有名的赤色人物，这些人绝大多数是黄埔出身。

本来警卫团的任务是去参加南昌起义。

8月初的一个黄昏，警卫团在卢德铭的带领下在武昌上船，沿江顺流而下，虽然大战将临，他们仍然行色从容，一路饱览长江两岸秀美旖旎的风光。

那样子不像是去打仗，如果不是军服加身，倒颇像一个游览长江风光的旅游团。

然而，军至江西奉新，形势骤变。

前方传来南昌起义失利，部队已离开南昌的消息。

卢德铭急忙命一营营长余洒度率部转向修水，在这里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整休和练兵，并且，和铜鼓的苏先使部（编为第三团）、萍乡的王新亚部（编为第二团）组成了一个师，成为秋收起义的主力部队。

安源安排就绪，毛泽东与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急忙赶往铜鼓。

就在去铜鼓的路上，发生了一件事，可以作为毛泽东是福将的佐证。

虽然最后毛泽东安然无恙，但当时确实凶险至极，足可以让他铭记终生。

十年后，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昏暗的油灯下，用不紧不慢的湘音向美国记者埃德加&iddot;斯诺讲述了这段经历：

&ldo;当时我正在组织军队，奔走于汉冶萍矿工和农民武装之间的时候，我被一些国民党勾结的民团抓到了。

那时候，国民党的恐怖达到顶点，数以百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被枪毙。

那些民团奉命把我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

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

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枪毙我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的队长却不允许。

因此我决定设法逃跑。

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机会。

我一下子挣脱出来，往田野里跑。

&ldo;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太阳落山。

士兵们追捕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

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

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再次被捉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没有被他们发现。

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

我马上翻山越岭，彻夜赶路，我没有穿鞋，脚底擦伤得很厉害。

路上我遇到一个友善的农民，他给我住处，后来又带领我到了邻县。

我身边仅有七块钱，用这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