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日本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对经济进行干预，办法是制定经济指导计划。

日本政府的经济指导计划，不是作为行政命令下达的，而是通过经济手段来保证计划的实行。

经济手段包括经济立法、税收政策、银行信贷。

如果企业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遵守政府的计划，亏本后政府不负责。

日本的企业不同于中国的企业。

日本的企业既管生产又管销售。

我们的企业当时都是只管生产，不管销售，与市场不联系，产品生产出来后，就交给批发站，由批发站按计划分配到各部门。

就是说，中国的企业只管生产，不管经营，也不考虑产品的价值能不能实现。

此外，据我在日本的考察，日本的重工业，除了为农业、为轻工业直接提供机器设备和材料之外，同时花很大力量生产日用工业品。

我们的重工业部门，也有生产消费品的，问题是没有把这个概念、这种做法明确起来。

重工业部门一定要清楚地看到，不仅要生产生产资料，而且一定要尽可能地利用自己的条件，制造越来越多、越来越好的日用工业品，特别是耐用消费品、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能力的消费品。

这样，就能满足国内人民生活和出口的需要，也能够开辟重工业自己内部积累资金的源泉。

后来，在我的文集中，这篇文章的题目由《访日归来的思索》改为《访日归来谈经济》。

在编辑文集时，我主张收这篇文章，陈斐章同志不赞成收，他说没多少意思，因为我们在日本接触的人，主要是日本上层大资本家，没有接触工人。

我又把文章仔细看了一遍，觉得还是收进去好，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实地接触资本主义，应该讲还是有收获。

日本企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对我个人来说，还是有启发的。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八编辑《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和《陈云文稿》

在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开办干部研究班的过程中，我提议以中国社科院院部名义，组织林子力、刘国光等同志把《资本论》第二卷搞一个1o万字的压缩本，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

编出后由我主持讨论、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联合出版。

我还主持选编了一本《陈云文稿》，梅行、有林等同志参加。

文稿内容包括陈云从1956年9月至1962年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部分重要文稿。

在文稿中，有一些是没有整理过的讲话记录，我们作了文字上的加工。

我们把这两本书作为企业管理协会研究班的教材，并经过国家经委，在全国企业管理干部中推广学习。

应该说，这两本书起了很好的作用。

特别是《陈云文稿》，当时的影响很大，许多搞企业管理的干部学习之后，都感觉受益匪浅。

我们选编的这本《陈云文稿》，到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成立后才最后定稿，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以《陈云同志文稿选编（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二年）》为书名，1980年1o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党内发行。

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都是同当时中央提出的以调整为中心的新八字方针相配合的。

在两本书的编辑过程中，特别是出版后，我都让研究室的同志组织文章进行宣传。

我们编陈云同志的文稿，前后搞过四次，梅行同志都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