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

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

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

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

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我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

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ldo;天命&rdo;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

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

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

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

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以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

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

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于其个人的威望将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打击。

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导权，交给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于东线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

我这些企图很不幸都未能获致成功，在以后叙述1943-1944年之间的形势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

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的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1944年7月20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

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中，我所要说的就只以下述几句话为满足。

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地位上来看，我认为在战时我无权发动一个政变，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或也会使国内发生混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