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正是康生认为&ldo;文化大革命&rdo;中应当&ldo;革&rdo;文化之命的一个注释。

第三，廉价占有。

这也是&ldo;文化大革命&rdo;中窃取图书文物的主要手段之一。

比如，宋拓汉石经，据传是蔡文姬之父蔡邕书写。

国内仅存三件，是异常珍贵的文物，而康生仅付十元就取走了。

又如，黄庭坚真迹&ldo;腊梅三

咏&ldo;，也极其名贵，价值数千元，康生仅付五元取走。

再如宋画院仿赵干起蛟图，价值千余元，康生仅付一角钱取走。

此外，康生还掠走历代铜印及鸡血、田黄等名贵印章达四百多方，其中包括稀有汉代陈宫、董永等名人铜印，也有现代陈半了、齐燕铭等私人印章，康生都以一方折价五分钱到五角钱掠去。

一次，文管处给康生所要的图书文物作价略高了一些（实际上比国内最低估价低得多），康生很不满意。

他通过其秘书指责文管处对中央领导&ldo;没有无产阶级感情&rdo;，说什么&ldo;你们还让康生同志吃饭不？&rdo;在这种威胁下，只好随其自便，愿付钱由他，不愿付钱也由他，象征性付点以示购买也还由他！

在康生看来，只要他看得上的，就应向他进贡，就象当年他家的佃户理应向他家进贡一样。

所谓付款，无非是想掩人耳目，说明他是买来的而不是白拿的。

据统计，康生用象征性付款的手段，所攫取的图书，按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得八万六千三百二十八元，而康生仅付二千三百六十四元，占估价总数的百分之三；所攫取的文物，按国内市场最低估价也得七万四千八百二十七元，而康生仅付二百五十二元，占估价总数的千分之三。

这就是康氏的等价交换！

无怪乎康生对文管处的同志说：&ldo;我不怕欠帐！

&rdo;原来，他知道每件图书文物的真正价值，他所窃取的图书和文物，若在国际市场出售，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ldo;任何一件都成百万富翁！

&rdo;由此看来，康生不仅是一名盗窃犯）而且是一名投机倒把犯。

第四，掠夺占有。

&ldo;文化大革命&rdo;前，大庆出土了一块三十万年前的玳瑁化石。

这是研究地质的珍贵资料，根据国家法令，应为国家收藏，但康生分文未给理为己有。

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地要工艺美术公司将这块化石做成砚台盖，并另外精选珍贵材料配制龟形砚身。

一九七〇年初，康生通过北京市文管处催促北京工艺美术公司赶紧完成他在&ldo;文革&rdo;前交做的瑞溶化石龟形砚台。

于是，工艺美术公司雇用了一百四十四个工，从山西开采了两方大紫石，因断层大多，未做成。

最后，又从石家庄买了一块香油磨石才做成龟形砚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