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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顺走的那天，我们一群人都哭了。

我当时特别为来顺伤感，听说他家挺穷的，其实年纪不比我们大几岁就出来当兵了。

记得以前听我爸说过，有些时候部队里面的新兵蛋子常常被欺负得特别惨。

我不知道来顺那张傻乎乎、不会拍马屁的薄脸皮究竟能否在部队吃得开——甚至想得更远一些，他指挥教训的这一群人，在两三年后将会迈入高等学府，深造，好工作，好收入，好房子，好生活——而那时候，他在哪里？

这种想法被我妈听见又会被斥责为幼稚，而我爸则会呵呵一笑来原谅我的愚蠢。

我妈看问题永远从“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个角度出发。

她的世界容不下弱者，也不存在什么“起跑线不一致”

的不公平。

你过得不好，票子少、房子小，那就怪你自己没能努力爬到高人一等的高度去过好日子，是你活该……

而我爸，则会从他那用《参考消息》和政府内参培养出来的宏观角度去宽容我这个小屁孩微观的偏激。

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平均是暂时现象，而一个社会对于竞争和效率的追求大于公平，是发展阶段的需要，所以，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过好日子，现阶段从宏观角度来说……

全是废话。

我讨厌他们的冷酷。

成人的冷酷。

我只记得来顺对我们说，他羡慕我们能。

然后挥挥手，说：“好好学习。”

我哭得一塌糊涂。

余淮低着头，抿着嘴，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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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正式开始了新学期。

一大早上，张平就把余淮他们这些坐在后排的高个子男生都叫出去搬书。

一摞一摞用塑料绳捆扎的新教材被他们运进教室，我很兴奋。

每个新学期发教材，我都兴奋。

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我就这德行，教材是从第一排往后面传的，我那时候很羡慕前排的同学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权——剔除掉所有页边折损或者有污点的，挑出一本最新的留给自己，剩下的传给后桌——然而后来我的一个小伙伴万分苦恼地说，她当时被分到一本破了的书，于是就重新挑了一本，把破的塞回去继续往后面传，被老师批评了。

当众批评。

然后班里面一个很受老师喜爱的男孩子站起来，主动领取了那本破书，得到了全班的热烈鼓掌和老师的表扬，哦，还有一朵小红花。

我那个小伙伴非常非常痛苦，她盯着我，很认真：“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朝那个男生要那本破书，他不给！

这样下去，老师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了。”

我拍拍她的肩，真心地为她难过。

被老师记仇，还是一辈子，多可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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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也不知道那本破书的归属，是不是被他们两个中的某一个带回家用相框装饰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