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期间，我们遇到的最大事件就是西安事变。

消息传来，军校学生都纷纷向何应钦请战，要求参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的&ot;叛乱&ot;。

那时何应钦是讨逆军总司令。

同学们还讨论各种拯救校长的方法，个别同学甚至异想天开地提出让飞机空投到西安去救校长。

当时，我们结识了一名共产党员。

他向我们解释：张、杨的行为不是造反，而是要逼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听了他的解释，我们都赞扬张、杨的革命行动。

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我们对抗日的希望大大增强。

国共第二次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对舆论的控制也相对放松，社会上出现了许多进步刊物。

其间，阮庆介绍我读了许多进步书刊，其中最吸引我的是美国记者斯诺写的《西行漫记》，另一本是进步杂志上介绍陕北红军的纪实性文章。

读后使我在思想上对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了更清楚的了解，知道在那遥远的苏区已经有一大批坚定的革命者，他们正在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艰苦卓绝地奋斗着。

《西行漫记》还介绍了许多共产党领袖和红军将领，我们非常关注林彪、徐向前、陈赓等黄埔学生的传奇故事，希望毕业以后能像他们那样，为国家独立，民族富强贡献一生。

本来，靠谁来领导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一直是我们经常讨论的话题。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认识到中国抗战的希望就在中国共产党人身上。

在阮庆潜移默化的帮助和影响下，我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

到此时，我们更坚定了要投靠共产党，要到陕北参加&ot;红军大学&ot;的强烈愿望。

阮庆是我参加革命的启蒙老师，在他的教育和引导下，我终于一步步地走上了革命道路。

军校毕业后，我之所以能够很快投奔延安，主要是受他的影响。

他在关键时刻能够做出正确决定，在困难时期能够坚持自己的主张。

阮庆为人正直，乐于助人，对我更是兄长般的关心。

1937年毕业分配时，我积极要求到前线部队，直接参加对日抗战，上级满足了我的要求，分配到正在淞沪前线作战的第九集团军第八十七师。

阮庆因为军事训练成绩优秀，最初分配到南京宪兵学校当区队长。

他为了能和我一起奔赴抗日前线，主动和同学换到八十七师。

后来我们又一起投奔延安。

解放后，他由四十九军团政委转业到地方工作，曾任桂林市委第一书记、桂林地委书记、专员公署专员等职，工作非常出色。

&ot;文革&ot;中他身处逆境，被打成&ot;反革命走资派&ot;，受尽折磨。

但他在困境中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同林彪、&ot;四人帮&ot;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当广州军区某些人为了整我，几次找他外调时，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顶住造反派逼供信的压力，实事求是，不肯为他们写假材料。

为此，造反派对他的迫害不断升级，使他吃了很多苦头。

阮庆对我的这份真挚感情，令我终身难忘。

我为有这样一位好朋友、好兄长感到骄傲。

1937年8月，为了共同抗日，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