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为将军的弗拉索夫即使没有变节行为，在战俘营中保全性命的机会还是相当多的。

而对于数百万的普通苏联战俘来说，这种机会要少得多。

这里面临的选择通常是很残酷的：要么以各种形式与敌人合作，要么就被饿死。

同样的选择也落到被占领区的许多居民头上，他们为了得到一份口粮养家糊口，不得不去各个企业、运输业或被侵略者把持的学校工作。

后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被谴责为是&ot;帮凶&ot;。

ЛА萨穆京--于1946年被英国人出卖给了苏维埃，而在此之前曾于1941年作为苏联战俘尝尽了德国集中营的苦头--在回忆录中写道：

&ot;相对英国人对荣誉的理解而言，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容忍一名战士穿上敌人的军服，并与自己过去的死对头为伍。

而且这种高尚的愤怒更容易在那些人身上点燃--当一个人在生命中不仅自己从未经受过真正的饥饿，而且甚至连见也未见过被饥饿和苦难折磨得失去了人形的人。

哎，诸位呀诸位，想说的只有一句话：&39;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

&39;英国俘虏在德国人那里失去的只有一个--自由，他们感受不到饥饿、寒冷和生活的屈辱，也感受不到与亲人、家人失去联系的痛苦。

跟我们比起来，德国人对他们是另眼相看。

那么，诸位，你们还要对那些由于偶然原因和命运安排而死里逃生的人求全责备吗？&ot;

------------匪帮的罪行------------

这些话可以以相同的理由向指责通敌叛国者的苏联和俄罗斯批评家们诉说。

要知道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后来从未遇到过在几乎必死和变节行为间必须做出选择这种情况。

几乎可以肯定，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绝大多数人也会像苏军的前官兵一样，选择为德国人效劳。

&ot;不要求全责备，不然你们也将受到评判！

&ot;战后50年来这句话是最合理的。

虽然在任何政权统治下--无论是极权主义还是民主主义，对通敌叛国者的激烈谴责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背叛誓言和自己祖国的国家制度是不会被世界上任何一种政权饶恕的。

对苏德双方军队和睦相处的记忆成了促使弗拉索夫与德国人合作的一个动因，但是，这种合作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便是这位将军的被俘。

说到弗拉索夫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迫不得已地成了变节者这一点，他在侦查、审判过程中的表现证明了这一点，当侦查、审判将近结束时，他自己对此不再怀疑。

俄罗斯解放军队昔日的领导人最后一段话是这样说的：&ot;我本人追悔莫及，虽然说真的，为时已晚，但在侦查、审判过程中我会尽全力揭露所有匪帮的罪行。

我等待着最严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