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对于高宗的当政，历史上颇有&ldo;昏懦&rdo;的评论。

至迟从欧阳修撰《新唐书》以来，就把他当作&ldo;昏懦之主&rdo;。

这样评价他的理由一是认为他的才智不如乃父太宗，二是因为他在当政期间把国家政柄交付武则天，也就是因为他的宠信使一个女人居中用事，把持国政。

那么，高宗果真是一个&ldo;昏懦&rdo;之君吗？

对高宗做出全面的评价，应该是史学家们着力解决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只是谈谈对这一现象的看法。

对于高宗，自古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把他放在太宗的光环中，而高宗也无法从他父皇的笼罩下摆脱阴影。

即使对他在位期间的政治评价，也会和贞观之治联系起来：&ldo;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rdo;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叫人明了高宗的政绩。

然而，退一步说，对于一个守成之君，继续执行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继续沿着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正确道路开拓前进，怎么能够给他一个&ldo;昏懦&rdo;的评价呢？再说，从高宗时期的历史发展来看，全国人口从贞观时期的不满300万户到永徽三年（652）一下增加到380万户。

永徽五年（654），粮食大面积丰收，洛州地区粟米每斗两钱半，粳米每斗11个铜钱。

此外，国家疆域在拓展，国力在增强，民族关系在改善，这些成绩的取得又如何会使高宗得到&ldo;昏懦&rdo;的评价呢？

&ldo;唐律&rdo;残片高宗即位伊始，就立即暂停了对辽东（高丽）的战争及土木工程的营造。

他即位的第二年即永徽元年（650），召各地地方官问以百姓疾苦，鼓励臣下就国计民生发表意见。

并且，他也很善于听从劝谏。

有一次，他出外打猎遇雨，就问臣下：&ldo;用油布做的雨衣怎么样才能不漏一点水？&rdo;臣下说：&ldo;要是用瓦做，就不会漏雨了。

&rdo;言外之意，是不应出来打猎游玩。

高宗愉快地接受了批评。

显庆元年（656），高宗再次征询如何能够减轻百姓负担。

大臣来济指出：过多的劳役是老百姓的一大负担，出工则误农时，出钱又花费很多，应该免除一切不急需的徭役征发。

高宗虚心采纳。

这样虚心求谏与太宗的政治作风在本质上没有任何差异。

高宗时期对于法律建设也十分重视。

我国现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著名的《唐律疏议》，就是在高宗永徽四年由长孙无忌等大臣修订而成的。

相对来说，这一时期的执法状况也是宽平公正的。

有一次，大理寺卿唐临向高宗报告说：监狱中在押的犯人只有50多个，其中有2人需要判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