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没有任何政治企图的献词者，比如为了爱情而献书的冯起炎，他可以放一条生路。

而对“妄议国政”

，事干政治者，他绝不放过，非使其家破人亡不可。

通过这些惨案，皇帝严肃提醒底层民众，国家不需要任何底层社会的自发政治热情，只需要他们的驯服和沉默。

乾隆朝另外许多文字狱，其实是与打击民间宗教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民间宗教和秘密会社历来是农民起义的温床。

自汉代以后，几乎所有大的农民起义，都有着民间宗教的背景。

东汉末年的黄巾军，以“五斗米教”

聚敛人心。

方腊起义，借的是明教的招牌。

元末彭莹玉起兵，以“白莲教”

为旗帜。

而马朝柱案件也典型地具备民间秘密结社的特征。

自马案以后，乾隆对于那些有任何民间宗教及结社嫌疑的文字，都十分警惕。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阜宁查出老百姓周瑞家有“妖书”

一本，名叫《古圣遗书》，内中不过是刘伯温推背图，预测天下运数等，原是民间常见之物。

乾隆得知后，神经紧张，小题大做，批示道：“甚可恶！

非寻常劝人吃斋之可比，当尽法穷究。”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九月，山西一个算命的游民席守业在外地游荡时，被搜出身携一纸，所写内容据说是湖北武当山上，一场大雨之后，冲出的一块石碑上的文字，也是预测未来吉凶，说将有刀兵临世。

皇帝对此事的批复是：“此等荒诞不经之事，流播民间，惑人听闻，自当严切查拿，务得造作为首之人，重加惩治。”

这些案件，历来被归为“文字狱”

档，实际上这只是乾隆为防范民间宗教及结社而采取的恐怖手段，与传统文字狱性质截然不同。

乾隆朝此类“文字狱”

，大多是无中生有，小题大做，除了反映统治者的“杯弓蛇影”

外，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瞎猫有时也能碰到死耗子，乾隆通过大撒文字之网，居然还真侦破过一起货真价实的教案。

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山东小长治村李孟炳等人携带“邪书”

，到河南临颍县一带传八卦教，为地方差役查获。

地方官随即展开调查，又在临颍县一个教徒家中搜得《训书》一部，内容荒诞不经。

河南巡抚将“经书”

上呈御览。

这些地方大吏的“阶级斗争”

弦远没有乾隆绷得紧，审查数遍，也没看出书中有什么“悖逆情事”

。

倒是乾隆皇帝极为精细，“经书”

报送上来后，他细细阅读一遍，“敏锐”

地发现了问题。

他发现，书中有一字经过了涂改，把“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