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为自古大患。

我皇考世宗宪皇帝御制《朋党论》，为世道人心计，明切训谕，乃尹嘉铨竟有“朋党之说起而父师之教衰，君安能独尊于上”

之话……不知是何肺肠？

尹嘉铨的第二大错误，是著了一本书，叫《名臣言行录》。

书中记录了清初以来的一系列名臣如高士奇、高其位、蒋廷锡，乃至本朝的鄂尔泰、张廷玉的嘉言懿行。

乾隆将此书定为大逆之作，认为它会助长人们的朋党思维。

因为只有朝廷才有品评大臣的权利，臣民无权把谁定为“名臣”

，又把谁定为“非名臣”

。

如果个人可以树立品评标准，必然容易造成大臣及其子孙的意见纷争。

被列入名臣录的，其子孙门生自然会感激攀附，与其人结好。

没有被列入的，其后代和同党必然起而攻之。

这就很容易造成朝廷及士林的分裂。

皇帝说：“乃尹嘉铨竟敢标列本朝名臣言行录，妄为胪列，谬致品评，若不明辟其拌，将来流而为标榜，甚而为门户，为朋党，岂不为国家之害，清流之祸乎？”

这种做法，和尹氏在奏折中建议把一些理学名臣入祀孔庙一样，断非人臣所应为。

虽然前期打击朋党的成绩卓著，乾隆却从来没有掉以轻心。

他深知这一政治顽疾虽然匿迹于一时，却绝不会就此寿终正寝。

政治高压稍一放松，它就会死灰复燃。

对朋党的警惕，无时无刻不存于皇帝心中。

尹嘉铨自投罗网，一下子激活了皇帝心中的过度防御机制。

尹嘉铨的出现，让日夜不停搜寻自己统治漏洞的乾隆又发现了专制政治的一个薄弱环节：民间讲学之风。

在中国历史上，民间讲学现象非常普遍。

孔子收徒三千，就首开民间讲学之先河，也正式创立了儒家学派。

到了宋代，书院大量出现，名儒大家各自以书院为据点，传授自己体悟到的圣人心法，讲学之风空前繁盛，理学由此兴起并成为儒学的主流。

及至明朝，讲学之风达于极盛。

大儒王阳明极重讲学，认为这是开启智慧、传播学术的最佳方式，故一生讲学不休，甚至军旅之中也日夜不辍。

王阳明的后学们光大乃师之风，或依托于书院，或约期于山水，甚至庙堂林野，寺观名胜，招朋引众，讲学辩论，宗风所及，几乎无处不讲学，无人不讲学。

民间讲学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强大的生命力。

它的目的是探讨发展学术真谛，陶铸学人完善的人格，而不像官学那样以科举入仕为唯一目标。

民间讲学一秉学术自由的原则，尤其重视辩驳争论对学术发展的推动作用。

各书院之间经常举行大规模的辩论会，各派学者云集荟萃，彼此攻伐，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学理的深入发展。

日常师生之间，也注重质疑问难，宋代之后所流行的各家语录，一般就是书院师徒间的问答记录。

然而步入清代，自由讲学之风却戛然而止。

萧一山说：“清人以异族入主，时不免存疑忌之心，对于智识阶级为尤甚。

聚众讲学，形同煽惑，是以深中清廷之忌。”

所以，顺治十七年（1660年），朝廷颁布命令，严禁士子会盟结社。

各地民间私人书院也被政府转变为官办，原来自由学术研究的场所沦为科举考试的预备机关，讲学内容与规模受到严格限制。

自由讲学之风由是渐息，清代之学术，“乃渐由学术团体，一变而为私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