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

从珀斯到上海的飞机上，她一直在想着珀斯的天气，来时是下着雨的。

现在自己和珀斯的距离不是用公里来计算的，而是用时间。

或许三五年，或许一辈子。

那儿的雨，只落在心里。

可能是大脑开启了应激机制，比天气重要得多的事被挡在思维之外，想进进不来。

五年多以前，在上海到悉尼的飞机上，她也是一直揣测着悉尼的天气，想自己的装束会不会显得土气或不合时宜而遭到多疑的海关人员的关注。

那时，悉尼是她的目的地，一个她一无所知的城市。

经历了差不多十一个小时的航程，飞机抵达上海浦东机场。

一只巨大的行李箱在卓玲的前方滚动，箱子上贴满花花绿绿的标签，很有漂泊感。

它的主人穿着风衣，发型发质良好——黑又亮，一丝不乱，看背影，感受不到风雨兼程的沧桑。

上海不是卓玲的目的地。

卓玲从别人的着装上知道了室外的温度。

珀斯现在是夏季。

她在候机大厅买了回裕城的机票。

半个小时后就可以登机了。

好多旅客都忍不住多看她一眼，她还穿着T恤，和薄料休闲裤。

天气不好，迷雾茫茫，像极了她的心情。

这对卓玲的心情有种雪上加霜的摧残。

她买了一百块钱的电话卡，拨通了利昂的电话。

“到家啦？”

他不用问也知道是谁。

凭呼吸，凭感觉，凭两个电话终端那一刹那的沉默。

“我想珀斯。”

“回来吧！”

“可我怎么回啊？”

“事在人为，想回就能回，看你的决心。”

“想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