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乍起，似乎在一夜之间，校园里铺满了落叶，天气一天冷似一天。

林维桢穿上了杨婶新织的薄毛衣，外面套着件灰色夹克衫，一点也不冷。

经济系的课程安排得紧凑，每天上、下午共8节课，每节课50分钟，基本上都排满了课，即便偶尔有几节课空着，林维桢也会跑到别的系去蹭课。

或许为了弥补失去的那十年，老师们非常负责，恨不得在短短的一堂课内将自己的平生所学灌输给学生，甚至连课间休息时都不愿停下来。

讲台上的老教授们仿佛化身为周扒皮，手握皮鞭，一刻不停地鞭策着他们，让他们不敢有一丝一毫地懈怠。

虽然课程紧张，压力不小，但林维桢应付来游刃有余。

每天6点起床，去操场上跑个三五千米，按时吃早饭，准时进教室，中午抽一个小时午睡，下午放学跟谭沁一起吃晚饭，晚上要么在教室或者宿舍自习，要么校内校外到处去听讲座。

大学是一个社会理想的孕育场所，提供了一个承认精神自由合法性的场所。

北大似乎没有明确的校训，但“北大精神”

却广为流传。

而关于北大精神，历来众说纷纭。

其中更不乏北大人自己的解读。

比如北大中文系钱理群教授认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整个知识分子精英都集中在北大，它所形成的“北大精神”

，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陈平原教授也表达过，“北大最值得骄傲的，并非那些看得见摸得着、可用数字或图像表达出来的图书仪器、校园风光、获奖项目，而是落实到行动上的北大精神。”

但北大校长蔡元培提倡的“精神自由，兼容并包”

，应该是对北大精神的最早概括，它构成了北大的生命线。

这种精神自由从一开始就在行动上得以体现，并一直延续至今。

而校园内举办的各种讲座，正是这种精神的一种体现。

身处于1980年代这样一个思想解放以及激烈碰撞的大时代，北大校园犹如进入了春秋战国时代，一系列讲座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百花齐放，百花争鸣。

主讲人在讲台上挥洒着激情，听众们在下面如痴如醉，每当演讲结束后的提问时间，总会有人提出尖锐的问题，出现激烈的争论，大家各抒己见，即便讲座办成了辩论赛，但辩论双方却保持着良好的风度，绝不会扔鞋骂娘。

林维桢有些恍惚，有多久没有亲历过这种场面？

前世他自己也当过主讲人，更是听过无数的讲座，而那些讲座大多讲究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团和气，完事儿后摆一桌酒，招几个圈内人拉拉关系，于是讲座变成了秀场，主讲人也成了到处走穴的“艺人”

。

北大学生的热情不让丝毫，这两年校园里诞生了各式各样的社团。

开学不到半个月，林维桢已经遇到过十几个拉他入伙的人了，诗歌、文学、外语、法律、经济等等领域的社团不一而足。

林维桢一向对高校社团兴趣乏乏，前世的学生时期如此，做了老师后，依然如此，对学生参加社团既不支持鼓励，也不反对阻挠，完全是一副冷眼旁观的姿态。

不过，林维桢倒是对一个叫做“学友”

的社团有了兴趣，这个社团由几个77级经济系学生会成员组织发起，并且拥有内部刊物《学友》。

《学友》创刊于1979年初，文章主要来源于经济系学生的投稿，到9月份开学前已经办了三期。

《学友》以其清新活泼的风格，敢于解放思想、发表独到见解的创新精神受到同学们的欢迎，也得到了系里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