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3年印度cda450招标中，两家相互拆台，最后不得不以在价格上“比谁低”

来分胜负，双方因此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

2005年，在尼泊尔的投标中，两家打得不可开交，最后中兴以390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100万线gs网络建设合同，可真是降到了血本以下。

这样打打杀杀，何时才有个终结？

近年来，借助印度电信网络升级改造之机，中兴、华为以价格优势不断攻城略地，到2008年两家公司在印度的销售额均已超过10亿美元，合计拿下了印度电信设备市场份额的13。

同为发展中国家，印度一直将中国当成直接或间接的竞争对手，中兴、华为在印度的扩张显然让印度感到了压力。

随后，印度拿起了西方要常用的“反倾销”

大棒向两家企业砸来。

2009年12月8日，印度海关对原产于中国的同步数字传输设备（sdh）征收临时反倾销税。

税率以产品进口价格（cif）计算，其中对上海贝尔征收的反倾销税为29％，华为为50％，中兴更被课以236％的重税。

让人关注的是，印度对中兴、华为认定的倾销幅度差别巨大，前者为236％，后者为50％，华为的应诉结果明显好于中兴。

二者都没有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且同属深圳企业，在劳动力成本和管理水平上又基本相当，但税率相差如此之大，奥妙何在？

原来，华为中兴一贯实行的价格对垒被印度利用了。

根据案卷资料显示的信息，印度调查机构认为中兴没有配合或者较好地配合调查工作，而华为配合得很好。

调查机构要求应诉企业提供相关资料配合调查，中兴对部分资料以涉及重要商业秘密为由没有提供公开版本，只提供了保密版本，而对于同样性质的资料华为提供了公开版本。

作为应诉企业中最重要的两家，中兴和华为之间显然没有默契配合，而这一点恰好被国外调查机构所利用，对包括中兴在内的中国厂商认定较高的倾销幅度。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兴、华为之间存在紧张的竞争关系。

中兴、华为之间的价格战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亚、非、拉美都是双方血拼的战场。

曾经一位从国外归来的中兴人这样描述中兴、华为的关系：“打得一塌糊涂，从价格战已经升级到了无所不用其极。

现在外国运营商都学聪明了，每逢招标就叫上华为、中兴，作为压价的棋子。”

多年来，中兴、华为的血拼不仅伤了自己，也影响到国家的产业利益。

消息人士透露，商务部以及深圳贸工部已经与各厂商密切沟通，酝酿统一措施以应对，其中重要工作就是协调中兴、华为的关系。

华为和中兴的竞争是“同城竞争”

，关于“同城竞争”

和打压事件，在中国企业中屡见不鲜，格兰仕与美的，万家乐和万和，海尔和海信，美菱和荣事达等都发生过类似的事件，不惜代价，不择手段，欲除之而后快。

但这并不是好事，对对手像狼似的凶狠，对自己也无裨益。

同在一城，和平相处，实现共赢才是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