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解放后，此时已入1950年了，我想做作家，不愿返校求学，也不愿参军到文工团（纪律太严）。

于是回到故乡金堂县城，在县学生联合会协助宣传工作。

后来又到金堂县淮口镇女子小学教书，近一个月。

那时候自学了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眼界顿开，立即照办，为了“和工农兵打成一片”

，志愿上山去教村小。

二十多天以后，因已在《川西日报》副刊上发表过演唱作品和短篇小说，引起了该副刊主编西戎同志（当时他是青年作家）的注意，在素昧生平的情况下，蒙他信任，来信约我去报社参加工作（当时都说参加革命）。

我便结束了五十天教师生活，到西戎那里报到去了。

看见我不是他所估计的一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小青年，他很满意，一直对我极好。

1951年，我编《川西农民报》副刊版兼时事版，同时发表了许多演唱宣传品，工作很努力。

还发表了与别人合写的中篇小说《牛角湾》。

该小说有严重缺点，在党报上受到十多篇文章的严厉的有益的但是未必中肯的批判。

由于有西戎关照，只批判到“企图以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现实”

，“将导致亡国亡党”

为止，没有再加码，没有把我当敌人看待。

写了一篇检讨文章公开发表，松松活活地我就过关了。

西戎不摆官架子与文架子，平易近人，带我下乡体验生活，与我合写东西，鼓励我，批评我，使我获益不浅，终身难忘。

在随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勇于批判自己的旧观念，并在思想上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努力树立革命的人生观，觉得自己大有进步，于1952年5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不久以后，调至四川省文联工作，做创作员，发表演唱作品、短篇小说、评论文章。

1953年我到大邑县三岔乡第七村体验生活，住村长家中，目睹土地改革后农村的太平富庶与农民的快乐勤劳，至今不忘。

在那里写中篇小说与剧本，都不成功。

这年秋天又转移到新繁县禾登乡新民社体验生活，住社长家中。

第二年又在这里做普选工作，做粮食统购工作，同时写一些东西，也都不成功。

原因是自己缺少求实精神，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激烈斗争”

的套子去套量生活，主观主义地从概念出发，缘着教条瞎编故事，这样还能写出象样的东西来吗！

后来回省文联到《四川群众》做编辑工作，发表几个短篇小说，其中《窗》一篇稍好。

当时我读俄国作家契诃夫的小说入迷，深受其影响。

在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运动中，我也写了两篇文章发表，无非是顺大流唱通调而已，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1955年在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运动中，我也写文章发表，并写宣讲提纲，多有强词夺理之处，歪曲了人家的本意，然后又把人家臭骂一顿。

在此谨向胡风同志致歉！

这年写诗《寄黄河》发表后稍有好评，乃努力写诗。

写组诗《在一个社里》发表后又稍有好评，便写诗愈勤。

此后才走上了写诗的轨道，仍做创作员。

几个月凑够了一本，交给重庆人民出版社。

第二年即1956年出版了，书名《农村夜曲》，现在读了很惭愧。

1956年早春去北京出席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眼界大开，诗思大涌。

会后被中国作家协会安排去采访先进生产者，并列席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

会后又求学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第三期），那是一个大出人才的学习斑。

美丽的北京给我以丰富的感情燃料，觉得到处都有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