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文史本“不分家”

，曾为法王路易九世作传的勒高夫就认为，传记比其他史学手段更能产生“真实效果”

，故“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

。

史家“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

对史料进行“剪接”

，实即“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

，从而展现“真实”

。

[3]且文笔的感人，往往以生活为基础，并因经历的可分享而使读者生“同情”

。

若叙事本以能“仿生”

而生动感人，便无所谓文学与史学。

历史叙述的生动，或即以史学的思想逻辑为后盾，通过表述的严谨而展现。

然而传记确实不容易写，勒高夫便视历史传记为“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

。

[4]若写已成“人物”

之人，又比一般传记更难。

按梁启超的界定，所谓“真人物”

，必“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

。

这类人的“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

；其“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

。

[5]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了历史的“人物”

——我们现在日常表述皆用所谓“白话文”

，这一几千年的巨变，便与胡适有着不可分的关联。

不仅如此，子贡早就说过，君子之过，就像“日月之食”

，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

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众多领域，足见其在近代影响的广泛。

从他二十多岁“暴得大名”

开始，胡适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

他完全符合梁启超界定的“真人物”

，亦即子贡所说的“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