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中间文本（胡适自己）和语境（胡适所处时代）的微妙互动关系，是本书试图着力之处。

本书初版后，很多读者都注意到其与很多传记的写法不同，如一开始就专辟一章来讨论传主所处的“语境”

，便曾使一些评论者感到不习惯。

其实，为已成历史“人物”

者写传，常不得不如是。

勒高夫为路易九世作传，便“经常中断对他生平的叙述”

，以交代“他在不同时期中所遇到的那些问题”

。

他谦称“这些不同时期各有其标志，它们令历史学家感到困难”

，而自己“试图把这些困难的性质交代清楚”

。

[14]实际就是他对这些时代“标志”

的理解与其他史家不同，故不能不“中断”

对传主的叙述以说明其时代。

三写实与写意

研究人物者自然都想还原其本相，但究竟何为本相或真相，其实不太说得清楚。

有的研究者自信甚强，以为通过所谓“科学”

的研究可以了解研究对象到超过其本人的程度。

对此我有些存疑。

盖不论什么外在内在的因素增添了身在山中而不识真面目的可能，每个人大概还是自己最了解本人。

正因为其了解自我，所以或有不欲人知的主观努力（或谓遮掩）。

研究者能从其立身行事之中探索到一些其不欲人知的部分，已甚难得；进而能对研究对象有所谓“同情之了解”

，尤大不易。

若云认识其人超过本人，多少有些“以不知为不有”

（傅斯年语）的倾向，或不过凸显研究者的大胆敢言而已。

进而言之，对历史人物“真相”

的把握捕捉，还有一个“形似”

还是“神似”

的问题。

两者之中，后者更难，即王安石所谓“丹青难写是精神”

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