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自己的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后来他心态渐趋平和，乃将此语更浅白也更谦和地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

）。

他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

。

[2]如今在这个场合念出来，既是对听众讲，恐怕也是说给太炎先生听的。

而且他特别用章太炎不长的英文念出，刻意体现新回来的“我们”

与既存之“你们”

的区别。

这位青年留学生胡适，就是本书的传主。

他的归国，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

呢？

我们先看看胡适自己的定位和认知。

在考虑归国问题时，胡适对自己将要在祖国扮演的社会角色已有了清楚的自我意识。

他在留学时写的《非留学篇》中曾说：“吾国今日所处，为旧文明与新文明过渡之时代。”

而中西新旧两文明，相隔如汪洋大海，留学即“过渡之舟楫也”

。

[3]则作为留学生的胡适，此一“过渡”

即为他当然的志业。

这样看来，胡适要扮演的角色是颇具宗教使命感。

他在论述传教士在华机会时曾说：“传教士的真正价值，在于外国传教士就像一个归国留学生一样，他总是带回一种新的观点，一种批判的精神。

这样的观点和精神，是一个对事物之既存秩序逐渐习以为常、漠然无动于衷的民族所缺乏的，也是任何改革运动所绝对必须的。”

[4]这是典型的夫子自道。

胡适后来也曾把儒家描绘为“从一个亡国民族的教士阶级，变到调和三代文化的师儒；用‘吾从周’的博大精神，担起了‘仁以为己任’的绝大使命——这是孔子的新儒教”

。

他自己解释说，“吾从周”

的“周”

，就是“几千年的古文化逐渐积聚演变的总成绩”

；而“仁以为己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