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在皇帝也希望作之君作之师的时代，士人想要立功与立言兼具，是很自然的。

这样的思路显然一直传承到民初，胡适在留学时即预备以后要“讲学复议政”

，[14]就是这一思路的明确表述。

从个人的自定位和世人的期许看，胡适大概是个介于苏轼和王安石之间的人物。

他那震动一时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的出版，如余英时师所说，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

，建立起近代中国史学革命“一个全新的典范”

。

且那本书开风气的作用还不止于中国，罗素就认为其英文本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

[15]

然而此书出版不过数年，在多数人还在追摹仿效之时，对西学有了较深认识的傅斯年很直率地做出了与他人不同的判断。

傅斯年对老师胡适直言：“先生这一部书，在一时刺动的效力上论，自是大不能比的；而在这书本身的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先生的小说评居先。

何以呢？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已经有不少汉学家的工作者在先，不为空前；先生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损益之处，更难得绝后。”

[16]这话很多人未必同意，但傅先生所谓“一时刺动的效力”

超过其“长久价值”

，大致也说出了这本书树典范开风气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胡适在1952年说，“我的玩意儿对国家贡献最大的便是文学的‘玩意儿’，我所没有学过的东西”

，似乎他也接受了傅斯年的看法。

他接着说：“我已经六十二岁了，还不知道我究竟学什么？都在东摸摸，西摸摸。”

到1958年他更说：“有时我自称为历史家；有时又称为思想史家。

但我从未自称我是哲学家，或其他各行的什么专家。

今天我几乎是六十六岁半的人了，我仍然不知道我主修何科。

但是我也从来没有认为这是一件憾事！”

[17]

这样一种对自己专业认同的含糊，或暗示着在具体专业特别是哲学史方面贡献不是特别大，然而其涉猎的广博，却又少有人能及。

从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看，他在近代中国的影响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各领域。

实际上，自从青年时“暴得大名”

以后，胡适在几十年间“始终是学术思想界的一个注意的焦点”

，无论是誉是谤，不管是追随、发挥、商榷、批评或反对，在如此众多的领域里，“几乎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