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个归国留学生却比传教士多一层悲壮的色彩：传教士可以带着无论多少遗憾离开中国而回归自己的本土。

留学生则不然，他所“批判”

的正是他所热爱的，因他的激烈批判而排拒他的，正是他想要归宿的本土——他本身毕竟不是“外国的”

。

胡适晚年再申“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

，其实就是孔子“七十而从心所欲”

的现代诠释。

倘能宁愿不自由，又有何事不从心所欲呢，自然也就不会逾越什么规矩了。

不论台湾的自由有多少，胡适是把它视为“自由中国”

并作为归宿之地的。

胡适一向是“不知老之将至”

的，他还想对增进中国的自由做贡献。

但不论台北当局还是胡适的朋友和追随者，都更希望胡适仅做一个偶像。

别人拿他当偶像，他却还想干实事，故胡适虽与各方面都肯周旋，仍然是哪一边都不能十分讨好。

他晚年的境遇，也只有以“宁愿不自由”

的心境，过“也就自由了”

的生活。

或可以说，胡适处于一个新旧中西杂陈的时代，他既因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开了风气，又因种种原因与时代疏离，他的理想大半都成梦想，这大约是一个重要原因。

不过，如鲁迅所说：“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

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33]希望与梦，相去不远。

没有梦想，何来努力？

鲁迅是听过章太炎讲《说文》的，而《说文》对“道”

的界定，即“所行也”

。

胡适历来主张一种“实验的精神”

，他给“中国文艺复兴”

下的定义，即“一种自觉的尝试”

。

[34]就像他在“尝试歌”

中所说的：“有时试到千百回，始知前功尽抛弃。

即使如此已无愧。”

[35]毕竟，他已经实践了其所提倡的“实验的精神”

，何况还留下那么多他人难望其项背的成功，以及一条可能通向希望的道路。

胡适说过：“今天人类的现状是我们先人的智慧和愚昧所造成的。

但是后人怎样来评判我们，那就要看我们尽了自己的本分之后，人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了。”

余英时师在引用了胡适这段话后说：“胡适毫无疑问地已尽了他的本分。

无论我们怎样评判他，今天中国学术与思想的现状是和他的一生工作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