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思想学术之发展，自有其内在理路。

有关学术发展演变的一面，将在后文中专门讨论。

本章所关心的，是近代几个大主题中的一个，即中国士人在西潮荡击之下被迫做出反应的进程。

而中西之间的文化竞争又是中外矛盾的关键。

西方在文化竞争方面是有备而来，中方则是在竞争过程中才逐步认识到学战的重要，故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改变了思想方式。

中国士人沿着“西学为用”

的方向走上了“中学不能为体”

的不归路。

在失去立足点后更因多层次的心态紧张步入激进化的轨道。

到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已是一种群龙无首、不知所趋的局面。

一场思想革命呼之欲出，时势造英雄的条件已经形成。

以下即对这一大环境略做考察。

一西潮

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

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它迫使一切民族——假如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

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约半个世纪之后（1903年），万里长城之内的青年鲁迅在“自题小像”

的诗中以一句“灵台无计逃神矢”

沉痛地应和了马恩的话。

王汎森先生说：鲁迅的诗“充分道出清末民初知识分子在西方势力覆压之下的困境”

。

同样，鲁迅在此诗中发出的誓言：“我以我血荐轩辕”

，也道出了许多知识人爱国救国和拯救中国文化的共同心愿。

[5]

如果把近代中西文化交往视作两大文化体系之竞争的话，则中国一方正如罗荣渠先生指出的，是“打了大败仗，发生了大崩溃”

。

[6]清季中国士人本来是以文野分华夷，自视为世界文化中心，而视洋人为野而不文的“夷狄”

的，到后来则主动承认西方为文明。

几十年间，从降节学习“夷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