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胶着的复杂有时也造成一种角色的倒置。

民初的一个诡论性现象是中国人拼命反传统，有些外国人反而在提倡保存中国的文化传统。

从溥仪的老师庄士敦到哲学大师罗素，在这一点上都相通。

提倡西化的胡适在1926年就尖锐地批评西方“既要我们现代化，又要我们不放弃［传统的］美妙事物”

。

胡适本人也认为中国传统有可取处，他反对的主要是由西人来提倡保护中国传统。

但是这样一种角色的倒置确实表现了民初中国思想界的混乱和中西之间那种扯不清的纠葛。

[11]

更具提示性的是，即使是清季以维护国粹为目的所谓“国粹学派”

（以《国粹学报》为主要喉舌）和稍后出现的“学衡派”

（即常在《学衡》上刊发文字之人，其目的与“国粹学派”

颇类似），虽然都被视为“文化保守主义者”

，实际上也都在西潮的影响之下。

余英时师已指出，“国粹学派”

的刘师培等人，“直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份为中国的‘国粹’”

。

[12]特别是“学衡派”

，其主要人物的西化程度，恐怕还超过大多数鼓吹“全盘西化”

者。

如《学衡》主将吴宓，就自认他本人不是在传接中国文化的传统，而是“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

。

[13]这是近代中国“在传统之外变”

的典型例证。

这两个所谓的“学派”

是否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还可商榷，这里无法详论。

但这类人也受西潮影响如此之深，更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

如果说“国粹学派”

以中国文化史上与西方现代文化价值相符合的成分为中国的“国粹”

是一种时人对西方自觉或不自觉的主动认同，对民国以后的人来说，这样的认同或者已无必要，或者意义已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