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尚武轻文的中国士人来说，船坚炮利虽然能够证明西人有“长技”

，尚不足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

许多西方人，特别是传教士，的确也更愿意采取和平的直接说服的方式。

盖强制只会造成口服心不服，说服才可导致真正的心服。

一般而言，传教士虽然以征服为目的，其出发点通常是善意的。

因为大多数传教士的确相信基督教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对中国有好处。

当其采用和平的说服方式时，这种善意就容易体现出来，也就可能缓解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抵触。

可以说，西方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之所以远比政治、军事和经济的侵略更成功，正是因为传教士不完全认同于炮舰政策和不平等条约体系。

而且其成功的程度基本上与其疏离于炮舰和条约的程度成正比。

当然，传教士最后选择和平说服为主要手段也是有个过程的。

在中西交往初期，许多传教士也曾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过对中国人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为威胁手段以迫使中国“开放”

。

这种明显违背基督教义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受中世纪西方尚武心态之无意识传承的影响。

故传教士本身也经历了一个近代化的过程。

传教士自己在19世纪末变得近代化亦即更加尚文之后，他们曾选择了以传播西方科学这个手段来证明西方文化的优越。

这一点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

但他们毕竟播下了种子。

当传教士最后集中于利用出版物来影响中国读书人时，由于适应了中国士人的行为习惯，其效果即开始凸显出来。

[26]

正如胡适在1926年对英国人所说：“中国人不能在胁迫下接受一个与其信念相左的新文明。

必须有一个说服的过程。”

[27]胡适自己是提倡或赞同某种程度的西化的，但他却不能接受压服。

反过来看，和平的说服有时确能造成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输入的主动配合，尽管配合者自己通常并未意识到他们所起的作用；其动机和目的，即要使中国富强并最终凌驾于西方之上，也与传教士的动机和目的相反。

到西学获得了“新学”

这一超越中西认同的普世性名称后，很快在中国成为显学，士人竞相趋从。

一旦不存在认同问题，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便如翻江倒海，形成一股巨澜。

但屡受西方欺凌的中国人竟会主动向敌人学习，特别是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大量的中国学生涌入敌国日本而转手学习西方，这个现象终究有些不合人之常情。

有学者以为，只有文化失败才可能造成对征服者同时既憎恨又模仿，不仅自认不如人，而且为了自救而忍受向敌人学习的屈辱。

[28]中国在近代中西文化竞争中的失败是明显的，但是中国向敌人学习的情形似乎不能完全以文化失败来诠释。

在某种程度上，这恐怕也是信心尚存，即确信中学可以为体这一观念使然。

近代中国除一些割地和少量租界外，领土基本得以保持完整。

不平等条约固然侵犯了部分中国主权，但基本的主权仍在中国人手中。

这样，西方虽然力图在中国取得文化控制，却不能像在殖民地那样直接地破除中国的本土文化，只能采取间接的渗透方式。

因此，中国士人对西方文化的仇视和抵制通常较殖民地人为轻。

领土主权的基本完整，应该是士人确信中学可以为体的根本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