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讲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时，通常倾向于将其说成是为了维护纲常名教。

其实若细察时人之意，恐怕其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学为用”

之上。

而且，不仅梁启超、张之洞等人是如此，就是那些以西学比附中学之人，许多也是为了“投合吾国好古之心，而翼其说之行”

。

[33]盖主张变法之人，不过要学习西方，并无废弃中学之意。

惟守旧之人对此不甚了解。

张之洞将体用之关系讲明，正可释反对派之心结。

实际上，如果没有学习西方的时代需要，中学为体恐怕根本就不会成为士人所考虑的问题。

也就是说，在“中体西用”

这一体系之中，“中体”

虽置于“西用”

（有无引号是否需要统一？［统一加引号］）之前；但从其产生的历史看，“中体”

实在“西用”

之后。

具体言之，《劝学篇》中讲“西学为用”

的篇幅即多于讲“中学为体”

者。

张氏并在序中明言，中学也以“致用为要”

。

可知全篇都重在一个“用”

字上。

再参之以1902年张之洞与刘坤一合奏的“变法三疏”

，其目的和重心就昭然若揭了。

言用而必言西，实已暗示中学至少在当下已无多大用处。

更重要的是，张氏又发挥其旨意说，如今言西学，“西艺非要，西政为要。”

在往西走的路上又进了一大步。

中学既以致用为要，西学复以西政为要，则“中体西用”

这一体系之中的“中体”

实已被“西用”

挖了墙脚。

张氏所欲坚持者，唯中国文化之基本价值观念也。

其余一切，大约均可不同程度地“西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