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士人一旦主动学习西方，西方文化优越性的确立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从“夷务”

到“洋务”

再到“时务”

，由贬义的“夷”

到平等的“西”

再到尊崇的“泰西”

，西方在中国人思想中的地位步步上升。

1891年，康有为已指出当时士人“稍知西学，则尊奉太过，而化为西人”

。

[40]到1898年，热心传教事业的立德（archibaldlittle）已肯定地写道：“西方思想方式［在中国］取得控制地位的日子一定会来到。”

[41]若比较立德的满怀信心与1869年时杨格菲的犹疑，中国思想界的变化之大就可见一斑了。

的确，问题并不在康有为所说的知多少西学。

因为太平天国以还，出将入相影响朝政最大的几位汉臣如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以及后来的维新变法诸人，均是在往西走的方向上，而且越走越远。

在这种情形下，“乔木世臣、笃故旧绅，亦相率袭取口头皮毛，求见容悦”

。

[42]如此流风所播，到20世纪初，“国粹学派”

的邓实已形容当时知识界的风气是“尊西人若帝天，视西籍如神圣”

。

故余英时师判定：“西方理论代表普遍真理的观念”

在1905—1911年间已“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

了。

[43]

中国士人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并敢于将重心放在后者之上，是基于中学可以为体而文化体系可分的信念。

但由于未能认识到文化竞争的严重性，就顺着“西学为用”

的路径走入了西方的思想方式。

一旦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低劣，则为了自救，除了学习西方之外别无选择。

在这种情形下，自以为“野蛮”

，主张为重建新中国新文化而破坏自己的传统，都是顺理成章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