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晚年见到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先表扬钱“年轻有天才……英文好，中文也好”

。

但也立即看出钱先生一面不“用经济史观来解释”

，一面又“故意选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诗”

；将五六十年代大陆“旧知识分子”

与“新时代”

那种有意无意间的疏离和接近，体会得一清二楚（当年主持文艺批评者如果也像胡适一样心细如发，则钱先生休矣）。

同样在晚年时，胡适说起傅斯年一次在美国讲学，不带一张纸，“在黑板上把《汉书》和《史记》的《儒林传》不同之处完全写出来，你看他记忆性多好”

。

胡知道傅是“不会演说的”

，所以马上又补充说：“他也许早一晚做了苦工，第二天有意这样表演的。”

这是典型的仁者见仁。

胡适一生不爱说无根据的话，曾说过做梦都有生活的经验作底子。

则他所认知的傅斯年讲学，很可能就是以他自己类似的“经验”

为底子。

[29]

胡适自己确实一向对很细小的地方都能注意到。

胡适留学回国后返乡时，穿夏布长衫而不是西装，在当时即颇出人意料，被看作是他的美德。

而这样注意细行是有好报的。

唐德刚先生说，胡适初回国，不仅学贯中西，“在个人行为上，也循规蹈矩”

。

所以新文化运动中一切为老辈看不上眼的破坏性行为，都记在陈独秀账上；而略涉建设性的“新思想”

“新道德”

等，就都归了胡适之。

这是很有体会的见解。

胡适在1921年与高梦旦谈过自己的婚事后在日记上批注：“最可怪的，人家竟传说独秀曾力劝我离婚，甚至拍桌骂我，而我终不肯。

此真厚诬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

大概人情爱抑彼扬此，他们欲骂独秀，故不知不觉的造此大诳。”

[30]这里所说的“人情”

的“不知不觉”

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