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跟随母亲的生活，给胡适的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小“先生”

的身份认同，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以及超乎寻常的细心谨慎。

其共同之处，在于均表现出一种“超我”

对“本我”

的抑制，后天对先天的约束。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小“就没有过小孩子的生活”

。

[36]小胡适的修养功夫，是远超过其同龄人的。

后天伦理作用特别强是胡适一生行事的主流，但为人要“率其性”

的父训，也不时要起作用。

除了“做人的训练”

，胡适自称，他与母亲在一起的九年生活中，“只学得了读书和写字两件事。

在文字和思想方面，不能不算是打了一点底子。”

[37]但这一点底子的重要性也是不可忽视的。

在西潮入侵之后中国许多口岸地方，传统的教育方式已大大式微。

胡适在绩溪上庄得以接受这种略带特殊待遇的传统教育，在塑造特定身份认同之时也奠定了那时已较难得的一点“国学”

基础。

胡适后来的读书经历证明，这点比许多同龄人略高一筹的旧学基础对他是大有裨益的。

绩溪上庄的未得风气之先，在不少人看来或者是一个“落后”

的因素，对于小胡适的成长甚至于其一生的成功，后来证明是极为重要的。

同时，胡适的家乡教育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自身的变化。

他九岁时，偶然在四叔家里的旧纸堆中捡到一本破旧的《第五才子》（即《水浒传》），“这一本破书忽然为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儿童生活史上打开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

从此开始广觅小说阅读，几年间已读了三十多部。

由于这些小说中许多都是白话，胡适“在不知不觉中得了不少的白话文的训练，在十几年后于我很有用处”

。

四叔介如公是胡家少数几个专事读书的人之一，他是胡适的发蒙老师，又是家乡的“绅董”

，后来还选了颍州府阜阳县的训导。

[38]这样一个士人，家中的旧纸堆中竟然有破旧的《水浒传》，正是晚明以来通俗文化中的小说、戏剧走入上层社会，有些士人将其与上层文化相提并论这一风气演变的例证。

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余以一童子处于穷乡，乃能得读四五十种小说，其易求可见。”

[39]论者或把胡适看通俗小说归入不够“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