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不完全重国文、其教学内容或更接近教会学校的澄衷学堂恐怕才是真正对胡适的“新学”

（来自小说报纸杂志的除外）大有裨益之所在。

入澄衷学堂后，胡适有了在梅溪学堂的经验，又拿出不肯落人后的拼命精神，一心致力于英文算学，在此方面用力最多而收获也最大，更因常考第一而一年又跳四班。

胡母的培养再次见了成效，胡适的自信更大增。

而在这里打下的英文算学基础，恐怕是胡适后来考庚款留学不致名落孙山的重要因素。

同时，胡适亦因二哥的指点，开始接触宋人的理学，已在为今后的治学打基础了。

胡适对澄衷学堂的印象似乎是以正面为主，不仅“英文和算学的基础都是在这里打下的”

，而且开始“稍得朋友之乐”

，逐步从“前此少时所受妇人之影响”

解脱出来。

到澄衷的第二年，在梅溪时一向被动的小胡适“已敢结会演说，是为投身社会之始”

。

他在澄衷学堂里竟然主动发起组织学生的自治会，这在胡适不能不说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在升到该校的次高班“西一斋”

时，胡适还做了班长。

他在自治会里的某次演说，曾“很受同学的欢迎，我也很得意”

。

这个笔调，与他记述梅溪学堂的压抑笔调已大不一样。

但或许是因为在梅溪时太少“得朋友之乐”

，胡适很快即因太重“朋友之乐”

，为一个同学被开除之事与学校当局发生了冲突，结果带着“颇感不平”

的心情离开了澄衷学堂，转考入开办不久的中国公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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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澄衷学堂养成的参与意识，后来证明在中国公学是很有用的。

因为中国公学本是由从日本因抗议而回国的留学生为自己办的，其间革命党人占的比例，恐怕还大于真正读书者。

这些人的参与意识，又比胡适强得多。

公学是真正自治的，胡适曾在学校的评议会外听评议员们辩论，印象颇深，“不禁感觉我们在澄衷学堂的自治会真是儿戏”

。

他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做惯班长的人，到这里才感觉我是个小孩子。”

如果没有在澄衷学堂的历练，胡适到此大概会很不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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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是来求学问，胡适到中国公学后恐怕就知道——虽然他没有说出来——这一次转学是大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