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间，胡适竟然再次“转学”

了。

这一次是中国公学的“内乱”

，许多学生和学校的干事会起了冲突，结果分裂出一个“中国新公学”

。

胡适果然又在新的一边。

他初因生病，卷入不多，后来却成了主角之一，“被举为大会书记，许多记录和宣言都是我做的”

。

这再次从一个侧面证明少年胡适在同学里仍以能做文章见长。

学校分裂的结果，胡适竟然成为新公学低级班的英文教员，在公学里也渐渐“出人头地”

了。

这样，胡适除在教书时得以将英文文法弄熟以外，学业上就不能有较大进步了。

到了新老公学各自妥协复归合并时，卷入太深的胡适再次率其反叛之性，怀着“应有天涯感，无忘城下盟”

的心情成了少数几个拒绝回校的人之一。

其结果，胡适在上海就读的学校一个也未能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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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公学对胡适的学业增长虽然不如澄衷学堂，但他到上海后才形成的参与意识，却在这里得到较充分的发展。

以后到讲究参与的美国读书，这种比一般中国人强得多的参与意识，就很受用了。

而且，对于曾经传抄《革命军》的少年胡适来说，中国公学是他真正接触到许多“新人物”

的地方，他自己也从“自命为‘新人物’”

的阶段进而成为一个真正的新人物。

实际上，在这革命党人众多的地方，胡适也在不知不觉之中成了“民国前革命报人”

（冯自由语）之一。

三成了“新人物”

新人物是新教育的产物。

胡适在其英文的自传中说到了在上海读书时所受的“新教育”

，包括学校的功课、林译小说、理学书和诸子书、梁启超的著作以及严复的著译。

在大致列举了学校功课的科目后，胡适首先就说到因读林译小说而知道了欧西小说名家。

有意思的是他在几乎同时写的《四十自述》里，却全不提此事。

周明之先生说胡适“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

，此即典型一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