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明显，这里面应有相当部分是胡适把自己后来的认知放在梁头上了。

其中有些不仅不是梁的原始意思，恐怕也不是上海读书时的少年胡适当下能领会出的。

这一点胡适自己已说得很明白。

他在《四十自述》里写到这一节时，无意中说出“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梁的文章］，还感觉到他的魔力”

。

可知一向认真的胡适在写自传时又将梁氏的文字读了一通，那时写下的感受就有二十五年后才得出者，已不完全是少年胡适的感受了。

而英文本中那些附加的词义界定，显然又是胡适在对不同的人说不尽相同的话。

胡适称，《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的文化”

。

在英文本中，胡适则说这些文章“猛烈地撼动了我以为中国的古文明已经自足，除船坚炮利外勿需向尚武而唯物的西方学习这样一种美梦”

。

胡适在别处似乎并未提到他还曾经怀有这样一种梦想。

如果确有其梦，则至少在绩溪时的小胡适，其思想倒很像后来陈寅恪自诩的，是在“湘乡［曾国藩］南皮［张之洞］之间”

。

如是，则安徽绩溪与上海的那一段距离所造成的思想差距大约有二三十年即整整一代人之多。

考虑到绩溪所在的徽州素称商业发达之地，而胡家自己就在上海有店铺，信息的流通应无大妨碍，我们对清季中国城乡的差别，特别是思想观念的差别，恐怕还应做进一步的仔细探讨。

同样，胡适认为梁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

成名之后的胡适可以看出梁氏此篇也有典范转移（paradigshift）的开风气作用，因为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

。

这也只能是四十岁的成年胡适的评价，而绝非少年胡适的见解。

但梁也只是开风气，不少具体的“整理工作”

只在列出的纲目下注一个“阙”

字。

胡适自称他当时即有了为梁补做这缺了的几章的“野心”

。

这个说法，也只能存疑。

因为当时胡的主要精力在学英文，而出国留学首选的科目是农学，与此野心颇不相符。

但胡适治学极受此文的影响是无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