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此期间所受影响还包括恰在他到上海两个月后开始出版的《时报》，特别是陈景韩（冷血）在《时报》上写的短评。

他在1930—1931年间写中英文自传时，对《时报》着墨不多，其实这一影响的意义颇大，不应忽视（此点李敖先生已注意到）。

胡适在十年前就已说过，他在上海的六年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

，并将许多《时报》的文章“剪下来分粘成小册子”

。

以广泛收集资料见长的李敖以为，这样的注意搜集资料分类保存，“对一个小孩子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好习惯，一个有益处的训练”

。

信然。

胡适后来在史学上能颇有贡献，与这个少小养成的好习惯是分不开的。

但是《时报》的重要远不止此。

该报的出现恰值日俄战争初起，“全国的人心的震动”

之时，在别的报纸不能适应新形势的情形下，《时报》却“能够打破上海报界的许多老习惯，能够开辟许多新法门”

，所以“能够引起许多新兴趣”

。

这种带典范转移性质的新事物对求“新学”

的边缘知识青年有特殊的吸引力。

胡适当年离开梅溪学堂是因为上海道袁树勋在处理周有生案时丧失国权，曾写信骂过他，故不愿接受上海道的考试。

那件事就主要是受《时报》的影响。

[59]

但是在别的学校都颇能“革命”

的胡适一进革命党人充斥的中国公学，就真是名副其实的小巫见大巫了。

胡适比一般中公学生年纪小很多，他自己说是“还留着一条辫子，不够革命”

。

马君武曾在1928年胡适任中公校长时指着胡适对中公的同学说：“那时候用红头绳子所系的小辫子，跷跷的，就是现在你们的校长小时候的象征。”

但这条辫子，越来越“革命”

的胡适在公学期间却始终未剪去。

一个原因是“同学们认为我年岁小，也不强求我革命。

大家都鼓励我做学问”

。

认为胡适还能做学问而不强求他剪辫，是二十多年后胡的大同学之一的但懋辛（怒刚）告诉他的，或者有点倒着放电影的意味。

据杨亮工的回忆，则只有因胡年纪小而不忍拉他下水的意思。

[60]可知当时许多人恐怕也真是被“逼迫”